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初擬提綱于北京時間2015年10月4日（星期日） 北京時間上午8：10 土耳其航空TK0021從北京至伊斯坦布爾，30D座位
修改于北京時間2015年11月14日（星期五） 北京時間22點50 安塔利亞Xanadu酒店大堂外
第三次到土耳其，反而產生了對中土兩國比較更濃厚的興趣。兩國的歷史軌跡、發展勢頭、經濟潛力都有不少同質性，中國研究界常把土耳其視為是“中東的中國”。土耳其的一些學者則更愿意把土耳其視為國家現代轉型的中國榜樣。2015年11月，全球最重要的經濟治理平臺G20峰會在土耳其安塔利亞召開，20個大國領導人悉數到場，土耳其人更是把2015年視為世界的“土耳其年”。
兩年前，時任總理埃爾多安在土耳其共和國建立90周年時，提出了2023年建國一百周年的“土耳其夢”宏偉目標：土耳其成為全球十大經濟體之一，發展至少10種全球認可的土耳其國際品牌，成為中東地區的能源樞紐，伊斯坦布爾成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這些與“中國夢”多少有一些相似，雖然土耳其的人口、面積和GDP總量分別約為中國的6%、8%和8%，但這絲毫不影響土耳其人帝國復興的雄心。埃爾多安甚至還提出了2071年的“千年土耳其夢”。1071年，塞爾柱突厥人在曼茲科特戰役（Battle of Manzikert）中擊敗拜占庭帝國。所以，每當日本人把1904年日俄戰爭視為東方民族第一次打敗西方民族的象征時，土耳其人就笑了。
在全世界所有非西方民族中，土耳其人擁有對西方世界的最大心理優越感。他們的祖先奧斯曼一世在1281年建立的奧斯曼帝國，一直延續到1922年。641年的王朝壽命是中國最長壽王朝唐代的兩倍還要多。奧斯曼帝國顛峰時期，疆域橫跨亞、非、歐三大洲，地中海、黑海都成了帝國內湖，一度令歐洲人聞風喪坦。
“要不是1683年維也納之戰奧斯曼帝國終止了向歐洲繼續擴張，說不定整個歐洲都是土耳其疆域了。”在伊斯坦布爾的博斯普魯斯海峽邊，鳥瞰歐洲、亞洲分水線，一位土耳其學者朋友不無感嘆那段歷史。
所以，中國人要是與土耳其人講“民族復興”，那會有無窮多的心靈同振與共同語言。土耳其人會告訴你，當年突厥人初居中亞，后遷至小亞細亞，然后日漸興盛；他們還會假設，當時奧斯曼帝國掌控東西貿易之咽喉，迫使西班牙、葡萄牙的航海家循海路前往東方，尋找香料、絲綢……
不過，中國學者似乎一直不太好看土耳其。早在1898年，康有為曾以《突厥削弱記》一文，上書光緒帝，將土耳其視為應以為訓的弱國典范：“橫覽萬國，與中國至近形似，比擬同類，鑒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今中國之形，與突厥同；中國之病亦與突厥同。”毛澤東1940年也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當年的“土耳其夢”做過嘲諷：“中國從來沒有過土耳其的那種便宜事情”。
我的好友海裔教授曾在《伊斯坦布爾：回到中國的道路》一文中多處引述康有為、毛澤東的土耳其觀，并認為土耳其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以來的“探路者”，這個“探路”意義堪與俄羅斯相比。
在我看來，土耳其至少更有“大國崛起的欲望”，更希望回全球政治的頂峰。有人或許會把這種“雄心”視為是“不自量力”，或“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悲情。但事實上，過去我曾在訪問波蘭、伊朗的手記中屢次談到過類似“悲情”。
國內一些批判者似乎不太珍惜中國體量大的幸運和天然優勢，對國內崛起之勢有時也持否定態度。他們真的是沒有體味過像波蘭、伊朗那些中等強國或區域大國“欲強不強”、“恨鐵不成鋼”式的苦楚。
土耳其人更是容忍不了像中國人那樣“仍是弱國”的自我批判，而是對全球大國地位充滿著想象與欲望。2015年土耳其舉辦G20峰會，在11月中旬占全球GDP總量80%的20個大國領導人（包括習大大）都會齊聚土耳其旅游城市安塔利亞，商議全球經濟治理大事。作為國內G20研究的智庫，我每次與土耳其智庫同行談及“今年是全球的土耳其年”時，對方都會“笑納”，將之視為是對土耳其“全球大國”地位的肯定。
很明顯，相比中國官方幾乎從未認同“中國是全球大國”這個說法，土耳其人更愿意彰顯自己的全球影響力，尤其是2015年。他們的精英在全球異常活躍，紛紛對推銷土耳其的全球治理理念。
去年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G20峰會的預熱峰會，作為承辦方之一，我與前來接棒的土耳其總理、前外交部長、“土耳其的基辛格”達烏特奧盧（Ahmet Davutoglu）寒暄過一段。他對中國崛起無比感興趣，認為土耳其應當像中國那樣發揮著全球作用。
事實上，他在2001年《戰略的縱深》一書中就深層次闡述過土耳其的外交大戰略，那就是要實現“凱末爾主義”到“新奧斯曼主義”的轉變，將土耳其變成一個擁有偉大感和自信的全球行為者式（global actor）的國家。在達烏特奧盧看來，土耳其已經全球大國成型的前夜。
不過，土耳其的國內狀況恐怕比中國更值得擔憂。比如，民族問題，中國整體上保持著民族和睦相處的大團結狀況，一些“疆獨”、“藏獨”勢力幾乎如蚍蜉撼樹。但在土耳其，庫爾德問題看上去焦頭爛額。
一提起庫爾德人，我們的土耳其女隨行人員就皺起眉頭，連連搖頭。“如果我要是嫁給庫爾德人，我父母一定不會同意的。”
“為什么？”
“因為他們殺了太多政府士兵。”她回答。
庫爾德人是生活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敘利亞交界處的跨境民族，總計約有3000萬人，是中東地區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第四大民族。主張建國的庫爾德工人黨（PKK）早已被歐美國家定性為恐怖組織，也是土耳其政權的眼中釘、肉中刺。
長期以來，土耳其執政集團對庫爾德人的民族身份進行弱化，比如，限制庫爾德語的使用，不許爭論民族政策，公開場合說庫爾德語要被罰款等，但過早出現的民主化、多元化體制，使土耳其沒有能力同化庫爾德人，畢竟庫爾德人在土耳其是一個占有大約1/5人口的民族（約1500萬人）。
現在，PKK領袖奧賈蘭（Abdullah Ocalan）已被土耳其政府關押，但此前PKK從事不少反政府活動，并多次與土政府軍沖突，雙方多次談判無果，這令土耳其國內的安全狀況一直不被看好。而且，最近10多年來美國對薩達姆政權的打擊，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力量得到了壯大，自治權和軍事實力都有了明顯的提升。加之這些年到處進攻擴張的ISIS（伊斯蘭國）、敘利亞內戰，各方勢力相互沖突，西北至土耳其、東南到波斯灣的斜線形版圖簡直亂成了一鍋“八寶粥“。
正因這種反恐慣性，過去十多年，在土耳其，進入商場、酒店、寫字樓大多需要安檢。光這一點，恐怕就是普通中國人難以想象的。但土耳其人很自信，認為這絲毫不影響國家崛起的趨勢。在土耳其的一位中國公司負責人告訴我：“土耳其很安全，投資環境也相當不錯。土耳其的確在崛起。”
很顯然，土耳其人沒有放大民族問題的威脅性。其實，最令土耳其人關注的政治力量，應是“境外勢力”居倫運動（Gulen Movement）。這個被形容為“全球最大的伊斯蘭運動”號稱有800萬追隨者，發起人法圖拉·居倫被視為是伊斯蘭世界的“甘地”，是土耳其的穆斯林精神與社會導師，原本是埃爾多安的支持者，后來雙方關系破裂。漸漸地，居倫運動的一個直接訴求，就是需要一個沒有埃爾多安的土耳其執政集團。
不過，以我接觸面來看，土耳其主流社會對此并不算緊張。他們常說，現在貴為總統的埃爾多安長期保持著國內過半的支持率，是土耳其政治穩定的最大保證。相反，中國人對“境外勢力”的焦慮感更強。
相較之下，土耳其金融更不穩定，早已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土耳其常是全球金融形勢變動的“躺槍者”。油價爆跌、美元退出量寬、本國國內政局都會影響著經濟走勢。2013年土耳其通貨膨脹率是7.49%，而美元/土耳其里拉2013年元旦還是1.78，到12月1日升至2.13，而2015年6月初則飆漲至2.7。類似8月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貶值4%的調整，在土耳其實在是司空見慣的事。
在土耳其中央銀行，突厥人后代的銀行家們笑著對我說：“不能擔心，土耳其經濟的潛力很大。”他們提醒我，在G20國家中，土耳其連續十年保持著7-10%的增長，是和中國一樣的經濟績優股，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應該更信任土耳其的未來。
這位銀行家的樂觀是有出處的。土耳其這些年可謂在亞歐大陸“悄然崛起”，被國際社會冠于許多稱號，除了是G20成員外，土耳其還是“展望五國（VISTA）”之一、“靈貓六國”之一、“金鉆十一國”之一，目前已是經濟實力最強的伊斯蘭國家。
我承認，通常持審慎樂觀態度的我“敗”給了更樂觀主義的土耳其人，或許曾有過600多年連續跨洲際統治經驗的土耳其人，比中國人更懂得用“大歷史觀”來看世界吧，至少，一位曾在中國工作過三年的土耳其經濟學家好友不只一次鼓勵我，應當更看清中國優勢。
我告訴他，我是國內少數樂觀派。他的回答是，“在我看來，你還是有些悲觀。你們中國人就是太謙虛。你們的經濟狀況和發展形勢簡直是完美之極，實現“中國夢”毫無懸念。當然，我們的‘土耳其夢’也不錯。”
我苦笑，只能回答他：中國人比較居安思危。你這樣的大國崛起“寬慰”，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