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的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國之一。但長期以來，國際學術界對中國抗戰的歷史地位并沒有作出全面而又客觀的評價。由于種種原因，戰后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要么輕描淡寫，要么刻意回避，長期關注研究中國戰場的西方學者更是少之又少。中國成為一個“被遺忘的盟友”，這顯然是不公正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共黨史和國際政治研究。本期“學海觀潮”邀請他還原歷史事實，深入解讀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

戰時中國是反法西斯四大國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報》：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同時也是聯合國成立70周年。聯合國是維護戰后國際秩序最重要的國際組織，中國參加了聯合國從籌劃到成立的全過程。很多人都有一個疑問，近代歷史上我們中國一直都是一個弱國，為什么這樣一個弱國會參與聯合國的創建？

李忠杰：這是由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貢獻以及由此確定的地位這個關鍵的重大變化決定的。因為戰時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國之一，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起來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國家，中國戰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當時的中國長期牽制和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兵力，而且消耗了日本的大量國力。

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中國是亞太地區唯一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國家。當時中國抗擊的日軍主力有多少呢？中國抗擊了日本陸軍總兵力的80%以上，最高時達到94%。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到1943年冬天之間，我們抗擊了日本陸軍的50%以上，最多時達到69%。

到戰爭末期，當時日本在中國除東北以外的陸軍部隊和在太平洋戰場上的陸軍，分別占51%和49%，也就是說，中國仍然抗擊著日本陸軍的主要力量。

所以，對于中國當時所作的貢獻，世界上有識之士都給予了高度評價。羅斯福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并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

中國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指揮

《中國社會科學報》：除了是世界上第一個反法西斯戰場和亞洲的反法西斯主戰場，中國當時在國際事務上還發揮了哪些作用？

李忠杰：除了牽制日軍的主要力量之外，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著多種多樣的作用和影響。

比如說參與和促進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就極力希望促成世界主要大國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多次聲明和宣言。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成為重要契機，當日，蔣介石接到信息后，馬上召開特別會議，研究確定應對國際戰局的方針，當時就提出要推動反法西斯國家建立聯盟，組建聯合作戰司令部；要求美、英、蘇等國向德、意、日法西斯宣戰；要達成一致，在取得最終勝利之前不允許單獨對日媾和，等等。在這個基礎上，就有了1942年1月1日26個國家簽署共同行動宣言，正式形成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中國還支持周邊的一些國家共同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比如支持和幫助朝鮮的抗日斗爭，中國共產黨與朝鮮抗日志士在中國東北并肩作戰。中國還支持越南的獨立運動。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表示中國參與了世界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指揮。請跟我們講講當時究竟發生了什么？

李忠杰：過去一般都只說中國參與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但是作用怎么定位？我認為，應該說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參與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謀劃和指揮。

《中國社會科學報》：為什么這么說？

李忠杰：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立即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議，同時要求反法西斯大國之間開展軍事合作。這樣的建議向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了，也向其他國家提出了。所以當年的12月23日，中國、美國、英國三國的軍事代表在重慶召開聯合軍事會議，擬定了遠東軍事作戰計劃并形成了相關機制。12月31日，羅斯福致電中國，建議設立中國戰區。中國戰區是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中的一個大戰區。

此后，幾個大國多次謀劃整個戰爭的戰略行動以及戰后的安排。中國多次參與研究，如開羅會議。這是中國首腦在近代以來第一次能夠與世界強國的首腦在一起平起平坐，研究世界大勢。開羅會議上，研究了整個盟軍對日作戰的主要行動，尤其是遠東地區的作戰行動，包括戰后的一些安排。

中國參與聯合國的創建

《中國社會科學報》：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但現在一說到二戰之后國際秩序的設計，大家比較關注的都是美國。實際上，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您能不能詳細為我們解讀一下？

李忠杰：無論是創建聯合國，還是建立戰后國際秩序，中國都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說，中國是最早提出創建聯合國的國家之一。

中國遭受日本侵略，曾指望國聯講公道話，但國聯沒有發揮制止戰爭的作用。因此，太平洋戰爭爆發后，26個國家的宣言剛簽署，中國就開始研究戰后以什么方式、建立什么樣的國際機構才能保障和平的問題。《大公報》當時曾發表社評，提出要吸取國聯的教訓，建立一個戰后維護永久性和平的機構，并建議中國在國防委員會下設立一個“戰后國際安全設計處”，專門研究維護國際和平的機制和機構問題。所以，當時的國防委員會后來就組織召開了研討會，形成了若干建議。

1943年10月，美、英、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開會，正式提出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并發表了《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國沒有參加這個會議，但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大國之一，中國要不要參與簽署這個宣言呢？蘇聯認為，中國沒有參加會議，不應該簽署。如果中國簽署這個宣言，會刺激日本，并會影響到蘇日關系。但當時美國外長堅持中國應該簽署。他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強國之一，如果不讓中國簽署這樣的宣言，是不可思議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美國對這個事情所持態度很堅決？

李忠杰：很堅決。但當時中國派外長去簽署已經來不及了，所以就委托中國駐蘇聯大使代表中國簽署了這個宣言。這個宣言對啟動整個聯合國的創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中國相繼參加了有關的會議。1944年8月到9月，中、美、英、蘇在美國華盛頓敦巴頓橡樹園召開會議，討論建立聯合國的框架和憲章問題，中國事先做了充分準備，在會上提了大量建議，尤其是三個方面的重要建議被英、美接受，所以最后這三個建議被稱為“中國建議”，被吸收到聯合國憲章里。

《中國社會科學報》：哪三條建議？

李忠杰：一是處理國際爭端應該注重國際正義與國際公法原則。二是聯合國要提倡、研究國際公法的發展與修改。三是經社理事會要注重發展文化和教育合作等等。這幾條都被吸收到聯合國憲章里。當然，會上中國還提出了其他很多建議。

《中國社會科學報》：比如對中小國家權利的保護？

李忠杰：對。就是原來的殖民地，戰后怎么辦？提出托管原則時，中國堅持加上這樣的托管是要為今后他們的自決和獨立創造條件。因為當時英國是殖民大國，堅決抵制這樣的內容。美國當時也猶豫，并和中國代表商量，如果在成立的托管理事會里面給中國一個席位，中國是否可以不堅持了？中國堅決表示，寧可不要這個席位也要堅持。所以，最后促使聯合國在有關決議中，雖沒說民族獨立和自決，但強調朝自治的方向發展。所以，應該說，中國還是為中小國家講話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據了解，中國是在聯合國憲章上第一個簽字的國家。

李忠杰：對。這里面又涉及“四強”問題。1943年中國和其他三個大國一起簽署宣言，要求建立普遍的國際組織。中國被認為是“四強”之一，就是從這里開端的。

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一共50個，出席的代表153個，中國被安排為第一個簽字的國家，這很有價值、很有意義。當然它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

50個國家按什么順序簽字呢？首先確定，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優先，中國是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所以優先。五大常任理事國又按照音序排位，美國作為東道國最后簽字，所以中國就排在第一個簽字。簽字的中國代表當中，有一位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董必武先生。關于中國代表，也有一點復雜的過程。一開始，蔣介石不想讓中國共產黨派代表參與，中國共產黨跟國民黨交涉，還和美國交涉。當時美國大使和羅斯福總統支持中國共產黨派代表參加，最后蔣介石同意了。

還有一個細節很有價值和意義。中國代表走進會場以后，不是拿起鋼筆簽字，他們帶來了中國的文房四寶。

《中國社會科學報》：用毛筆？

李忠杰：對，用毛筆。在全世界的關注下，當場研墨，然后用毛筆簽下自己的名字。這個細節含義很深，非常令人感動。它實際上標志著中華民族終于重新站起來了。

調研抗戰傷亡損失，用鐵的事實說話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現在在從事抗日戰爭時期的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的調查研究。這個調研工作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進行的呢？

李忠杰：抗戰期間，中國人口傷亡及財產損失很多。1995年，國家宣布抗戰期間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按照1937年的幣值計算，中國的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這個數據的背后是慘痛的教訓，是血淋淋的事實。因此，抗戰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問題是歷史研究的一個大課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從2004年開始就組織全國黨史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的人員共60萬人，用十多年時間開展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大調研。

之所以開展這個調研，首先是對歷史負責、更是對當年傷亡的3500萬同胞負責，對中華民族負責、對國際社會負責，對我們的子孫后代負責。

《中國社會科學報》：為了統計數字，您和您的團隊做了哪些調研工作？

李忠杰：調研工作非常復雜。為了搞清楚歷史事實，我們采取“塊塊”和“條條”同時進行調研的布局。一是組織全國所有的省區市進行普遍調研，深入到鄉村；二是到各個檔案館，包括各地方檔案局、檔案館查詢當年的歷史資料及后來幾十年的研究成果。三是到海外比如美國、俄羅斯、日本去查找資料。四是到臺灣去查找。臺灣這方面的檔案資料非常豐富，他們也提供了很大幫助。所以我們所有的行政區全部普查了，這是“塊塊”。“條條”就是圍繞著專題，其中包括慰安婦、勞工、細菌戰、化學戰、文化、文物、華僑等，作為專題來由專家調研，這樣條塊結合，使我們整個調研工作盡量全面、系統和詳盡。

《中國社會科學報》：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經過去70年。今天，我們研究這樣的傷亡數字和財產損失，有什么現實意義？

李忠杰：從歷史和學術的角度來說，這是深化抗戰研究的課題和依據。更重要的是現實。戰后已經70年了，但因種種原因，日本對戰爭的認識存在嚴重問題，日本右翼勢力拒不承認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巨大傷害，拒不承認侵略。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怎么看待日方的如此行為？

李忠杰：歸根結底就是，日本的侵略罪行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算，日本年輕人不了解當年日軍干了什么事情。日本右翼勢力祖上好多人都參與了侵略戰爭，但這些右翼勢力對侵略戰爭沒有正確的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報》：面對日方的狡辯，我們必須用事實說話、用檔案說話，用證人證詞說話。

李忠杰：對，所以我們編成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叢書》，總數在300本左右。這套書不是一般的研究成果，而是全面的調查，里面附有大量的檔案資料、證人證詞、證言，還有照片。什么證人什么時間說了什么證詞，都記載清楚，有的還做了公證。我們所做的就是尋找鐵的事實，用事實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