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就金融改革的問題，幾年前國經中心提出了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議，后來習主席采納了，現在大家看到了，這件事情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可能對促進全球經濟治理結構的改革有一定的作用。我想圍繞人民幣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角色和地位講四點看法。

第一，人民幣的國際化，我認為它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因為中國現在是一個全球性的大國，我們剛剛加入OECD，我們在全球經濟當中舉足輕重，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規模第二大。另外我們在貿易、投資等等方面也都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是人民幣在全球金融體系中扮演的角色還是非常小的，和我們的經濟地位不相適應，因此影響了全球經濟金融的再平衡。

7年前發生的金融危機，大家已經意識到，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不合理的體系，因此，也成為這場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家認為要發展一個多元化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這樣一個奮斗目標現在看來改革很艱難。2010年有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的改革方案被美國一拖再拖，現在大家注意到美國經濟比以前好多了，此一時彼一時，今非昔比了，因此他言而無信，阻止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進程。現在美聯儲正在醞釀加息，美聯儲退出QE加息、利率的正常化這是必然的選擇，但對新興經濟體將產生負面影響，這種負面的溢出效應怎樣減小，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所以，人民幣國際化其實是為全球提供一個公共產品，是中國多承擔國際責任，分擔美元責任，分散美元過度集中的風險，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因此，人民幣國際化就不僅僅是中國人的事，而是全世界、特別是世界各國、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國際組織共同要關心的問題。

第二，國際社會有責任幫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一方面促進國際儲備體系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國金融發展穩定，也有助于全球金融體系的再平衡。

第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五年一次對有關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進行評估，今年應該吸收人民幣加入SDR一攬子貨幣中，成為第五大貨幣。這樣做可以有助于提升人民幣的國際信用，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但是，如果今年不加入，就要到五年以后，也就是2020年才讓人民幣加入SDR，這顯然太遲了，和整個的全球經濟發展的進程不相適應。當然，有關人民幣在SDR籃子中的比例、權重我們可以研究。不一定按照中國的GDP的規模占全球經濟規模的比重，不一定按照中國的貿易規模占全球貿易規模的比重，我們可以做適當修正，但人民幣加入勢在必行，否則延緩了人民幣的國際化，延緩了全球金融體系的調整和改革的進程。因此，我也經常跟美國的朋友講，人民幣的國際化有助于幫助你減輕負擔，多承擔國際責任，分散你們的風險，同時，到我們未來，就是到2050年，我們也不太可能挑戰美元的地位，我們是共同參與這個全球金融治理。

第四，現在是大力發展“熊貓債券”的一個非常有利的時機。十年前我們推出了由國際金融機構發行的、以人民幣計價的“熊貓債券”，但一直以來發展緩慢，主要是當年人民幣對美元單邊升值的預期增加了融資成本，而且我們的利率水平比國際上、比美元利率要高，現在看來這兩個條件都正在發生比較大的改變。

最近人民幣對美元出現了貶值的傾向，未來美元進入升值和加息的周期，人民幣有一定的貶值傾向。美元在加息，人民幣在降息，我們的利率水平息差在收窄，也是有利于人民幣債券發行的很好時機，所以，我建議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金磚發展銀行以及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可以利用這樣一個有利時機發行人民幣債券，促進“一帶一路”的建設，促進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