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來5-10年，“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部分每年就需要8000億美元。
◎ 未來5-10年，希望在“一帶一路”上各選5-10個驛站。“驛站”所在國家的整體發展策略，要與中國發展戰略相符合。
◎ “一帶一路”的重點項目會達到幾千個，其中基礎設施的項目，最起碼300-400個，這是什么概念，沿線的65個國家和地區中，每個都會有1-3個重點的設施項目。
◎ 如果TPP把中國排除在外，不要等10年——5年后，美國就會后悔。
◎ 中國現在應該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FTA擺在最高位，當務之急是“一帶一路”的FTA，首先要和海灣六國也就是海合會完成談判。
◎ 企業走出去要注意5個“選對”：選對國家，選對市場，選對項目，選對合作伙伴，最關鍵的，選對互利共贏原則。
作為首倡者的中國，應該如何下好“一帶一路”這盤棋？
5月27日，亞歐互聯互通產業對話會間隙，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表示，應該把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自貿協定（FTA）擺在最高位，“我并不認為應該盡快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和亞太自貿區（FTAAP）等談成，把‘一帶一路’周邊的FTA做好就很好了。”
魏建國指出，現在全球已經進入了標準和規則競爭的時代，中國必須要加速，應該通過“一帶一路”周邊國家的FTA來制定全球貿易規則，這個規則既適合中國，也適宜其他國家，“今天舉行的亞歐對話會，以及之前習總書記訪問巴基斯坦，和李克強總理訪問歐洲，就是‘一帶一路’戰略加速的明顯標志。”
“最大特色是讓社會資本參與”
澎湃新聞：
“一帶一路”需要大量的基建投資，目前算上亞投行、絲路基金，哪怕是亞開行，所能提供的貸款也遠遠解決不了資金缺口問題，今天張高麗副總理也提到了要讓社會資本參與互聯互通，你是怎么看這個問題的？
魏建國： 我們大致計算過，未來5-10年，“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部分每年就需要8000億美元，亞開行和世界銀行目前能夠提供的扶貧基金不到250億美元，我們的絲路基金、亞投行，加上國開行等，也就2200多億美元。
有三個辦法來補充，第一是社會資金，包括中國和所在國的資金；第二是國際金融資金；第三是政府資金。我們的原則是開放和包容，歡迎任何國家和機構參與。基礎設施投資量比較大，周期長，收益率不高，雖然有風險，一旦成功，是長期穩定的資本收入。
澎湃新聞：
如何讓社會資本有效參與其中？
魏建國： 這對中國企業，包括國企、民企和合資企業，都是個巨大機遇，民營企業最適合，他們的商品和市場就在這里。
“一帶一路”是第三次改革開放，前兩次是設立經濟特區和加入WTO，這一次的層次最高、范圍最廣、水平最高。而社會資金的投資，是與前兩次開放的根本之處，前兩次都是外資的進入，而這一次是資本往外走，不能僅限于主權基金，更重要的是社會資本。
澎湃新聞：
那你認為國家是否該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還是采取其他方式，在“一帶一路”沿線的相關項目上獲得突破？
魏建國： 在打造“一帶一路”時，中國要有三個著力點，第一個是選擇“驛站”，未來5-10年，希望在“一帶一路”上各選5-10個驛站。第二個是，打造中國在海外的工業園、產業園和經貿合作區，這些園區的標準是解決當地勞動力和增加當地財政收入。第三是，重點項目要采取重點突破的辦法，要盡快制定重點項目和突破日期。
澎湃新聞：
這個驛站選擇是否有標準？是否已經有了相關合適的地區或者國家？
魏建國： 依我個人看，從今天上午的發言中，就可以看出來一些。盧森堡，歐洲第二大人民幣離岸中心，可以作為金融驛站。巴基斯坦，可以是中國離開本土后的起點。新加坡，可以作為分撥中心。
當然“驛站”要選擇對中國友好的、有愿望發展貿易的。中國未來二三十年不會在對外戰略上提出更大的戰略，這次中國企業走出去，必須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所以“驛站”必須要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做好鋪墊準備。此外，“驛站”所在國家的整體發展策略，也要與中國發展戰略相符合。
“克拉運河性價比不高，短期內官方絕對不會去做”
澎湃新聞：
現在各地也都在制定“一帶一路”的對接計劃，包括制定重點項目，還要打通多個通道，這幾個通道應該如何來打通？項目該選擇哪些？
魏建國： 各省都在對接“一帶一路”，細化就是項目對接。習近平主席訪問巴基斯坦，李克強訪問歐洲，就突出了項目。
我們把項目的對接，作為實現“一帶一路”的最終目標。哪些項目對接好，確確實實作為重點關鍵項目、標志性的項目，取得早期收獲后，繼續往前發展。
“一帶一路”的重點項目會達到幾千個，其中基礎設施的項目，最起碼300-400個，這是什么概念，沿線的65個國家和地區中，每個國家有1-3個重點的設施項目。
通道要打通，做好首尾連接，尾巴就是荷蘭鹿特丹港，要形成一個網狀的連接，才能實現利益最大化，打通中巴經濟走廊、緬中孟印經濟圈等等。
澎湃新聞：
前段時間媒體也在熱炒克拉運河，盡管是個老話題，但外界也有觀點認為，克拉運河開通對亞洲有好處。
魏建國： 我個人認為，克拉運河如果做好，對亞洲區域帶來很大便利。但短期內，如果政府部門出資，耗資大，風險大。開運河要選擇形勢比較穩定的區域，克拉運河牽扯到當地部落，還有利益交割等。
短期內，（中國）官方絕對不會去做，而且現在有了“一帶一路”實施，有很多選項。克拉運河也不是解決目前馬六甲海峽安全的唯一選項，不是非做不可。
所以，克拉運河性價比不高，沒必要做，但如果（其他國家）做到了，也是樂見其成。
“沿線國家的FTA擺在最高”
澎湃新聞：
你之前也提到了產業園區，中國現在也在推進FTA戰略，您是如何看待FTA戰略與“一帶一路”，以及沿線產業園區的關系的？
魏建國： “一帶一路”最終要成為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力點，資本在這里，項目也在這里，所以還要盡快建立多邊或者雙邊的FTA。
未來的FTA，大家在面臨共同問題時，制定的標準都要適應各自的需求，應該各方共同來制定，這樣比較公平。“一帶一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遇，讓我們參與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通過“一帶一路”周邊國家的FTA來制定全球貿易規則，這個規則既適合中國，也適宜其他國家。
澎湃新聞：
中國現在積極推進自貿區戰略，一方面也是因為美國主導的TPP的原因，規則要求更高更嚴。
魏建國： 一個好的FTA，是要求大家整體都得到提升，如果勉強簽了協議，吃虧的反而是自己，因為給自己帶來不了多少好處。
如果TPP把中國排除在外，不要等10年——5年后，美國就后悔。美國必須要借助TPP來遏制中國，但是它會發現，一旦TPP無法給美國帶來利益，而失去了中國這個大市場，就悔之莫及。
中國現在應該把沿線國家的FTA擺在最高位，當務之急是“一帶一路”的FTA，首先要和海灣六國，也就是海合會完成談判。“一帶一路”上，海灣區域必須要有，而且中國參與其中，還能起到協調作用。我們缺少能源，他們缺少紡織品和投資等，雙方比較優勢大，這樣是最好談的。
可以像韓國一樣，盡可能與更多國家簽署自貿協定。
澎湃新聞：
現在國內也在推動地方自貿區，加上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各種戰略也很多，如何看待這些戰略之間的銜接和協調？
魏建國： 三大項內容，京津冀、長江經濟帶和地方自貿區，都是和整個“一帶一路”相融合的，倒逼國內機制改革，這是首次提出了內外相接的（想法）。
“風險評估已經落后項目進展”
澎湃新聞：
社會資本海外投資，肯定會面臨風險，企業在“一帶一路”的投資中應該注意哪些方面的問題？
魏建國： 向外走的時候，要做好社會資本的宣傳，因為這不像股市，也不像樓市，有一個固定的回報，到外面風險就比較大，這個風險教育要比國內任何一種方式，要引進風險教育。
我認為，中國風險評估機制要加強，光有大公一家不行。有三條路可以走，一條是，通過“一帶一路”，獨立創建自己的海外投資風險評估機制；第二，把三家全球評級機構跟中國評級機構合作，共同打造新的“一帶一路”（包括國家的、項目的）風險評估機制，還有安全的、公司的風險評估。第三，等新的機會或機制，但“一帶一路”不允許我們等，而且現在的風險評估已經明顯落后于“一帶一路”的項目進展。
澎湃新聞：
評估機制如何建立？
魏建國： 除了要有評估機構，評估機制要有人才，我認為中國現有評估機構的人才不足。大學生培養、海歸等都沒有在風險評估機制上下功夫，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套如何評估的規則和制度，而現在這個規則和制度都在美國手里，美國的三大機構。但是我們沒有人才、規則、標準，別人不會相信你。
澎湃新聞：
那企業到底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魏建國： 5個“選對”：選對國家，選對市場，選對項目，選對合作伙伴，最關鍵的，選對互利共贏原則。
這些是前期的基礎，更重要的是中期、后期。能不能收效益，這是評估的關鍵。前期告訴你能不能做，中期是行不行，最后是能不能有效益，可持續發展，
我們缺少一支（評估）隊伍，體系和規矩，現在必須要加強這一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