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11期《中國金融》雜志刊發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的一篇題為《金融智庫與國際金融治理》的文章：
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是黨中央、國務院對于我國智庫發展提出的新要求，也為各類智庫作用的發揮提供了新機遇。以金融研究為重心的智庫，同樣迎來了發展的最好時機。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國家崛起與金融走出去的步伐加快，金融智庫所承載的責任、所運營的范疇將大大超過以往，尤其在國際化方向能發揮的作用更是越來越重要。
中國發展對金融智庫的期待空前提升
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大大縮小了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實力差距。相較于在經濟、貿易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國金融實力離全球發達國家與地區仍存在較大的差距。中國是金融大國，卻還不能算是金融強國，金融智庫還存在著巨大的發展潛力。
第一，中國步向金融強國的進程，急需金融智庫的戰略支撐。當代金融強國的重要標志在于，一個國家及其金融相關機構是否具有跨時空價值交換與資源配置的國際能力。進入21世紀，發源于實體經濟的金融，已經超越實體經濟本身，演化成了一種以貨幣、信息、規則為主要交易媒介的獨立經濟現象。金融配置資源的能力，使國家能夠發揮出成倍化的杠桿效用，實現遠遠超越本身實力之上的影響力。比如，新加坡的人口與國土面積與中國二三線城市相當，但其國際資源配置能力絲毫不亞于一個區域強國；英國的國家實力雖早已不如前，但其仍然保持著對國際金融格局的長期影響力；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國力受到重挫，但以美元為尺度的國際金融秩序仍然確保了美國的霸權地位。
要推進中國金融強國目標的實現，需要金融機構的進一步壯大，需要中國金融外交的進一步拓展，而在這個進程中，以國際金融治理研究為核心的智庫能發揮重要的戰略規劃作用。
第二，中國金融走出去的困境，需要金融智庫的智力支持。目前看來，企業走出去遠遠快于金融走出去。對于金融走出去解決方案的找尋，金融智庫責無旁貸。
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支持力量，金融走出去的速度在進一步加快，2014年中國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6.1%，海外直接投資增長14.1%，首次超過在華外資總額。其中，中國對發達國家的投資更是大幅增加。然而，中國金融機構在境外的覆蓋面卻大大落后于實體企業，中國投資銀行走出去嚴重滯后于企業的國際貿易投資速度。特別是當前，中國企業在海外進行收購和并購的情況越來越多，但中國企業并購業務的90%是通過國際投行進行的。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是新時期中國金融工作的基本要求。如果在企業大踏步走出國門的同時，金融配套服務與金融基礎設施跟不上，勢必無助于中國企業長遠的投資貿易，也無助于中國可持續經濟發展。然而，金融走出去面臨怎樣的困境、如何設計可行性的政策、有哪些走出去的陷阱需要提防等，都是金融智庫發揮作用需要考慮的問題。在這個重要時期，金融智庫需要為政府決策提供更多富有針對性的建議。比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曾推出《走出去：國際商務反腐規則研究》報告，將國際商會（ICC）現有的反腐規則進行解剖與分析，得到了廣泛關注，甚至成為許多企業的行動指南。
第三，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需要金融智庫的國際參與。金融智庫應為國家宏觀戰略和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出謀劃策，構筑中國與國際社會溝通的橋梁，推進中國國家金融實力的提升。
2015年初，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籌建階段，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邀請亞投行籌備秘書處秘書長、前財政部副部長金立群到院里做閉門講座，邀請了來自32個駐華使館的大使、公使及其他駐華高級外交官來院聽講，取得了很好的宣傳效果，體現了金融智庫的國際互動能量。無論是亞投行的建立，還是更大范圍內的“一帶一路”倡議，均涉及眾多經濟、政治、文化迥異的國家與社會，需要依靠更多方面的力量，金融智庫可以充分發揮自己深厚的專家資源和廣泛的溝通渠道成為“先頭部隊”。作為一家新興的金融智庫，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邀聘了來自10多個國家的70多位前政要、金融高管和知名學者擔任高級研究員，努力與世界上主要大國建立長效的溝通合作機制，正是出于這種考量。
2016年中國將主辦G20峰會，這是中國首次參與到全球經濟與金融治理的頂層設計。在G20平臺上，中國要爭取成為國際規則的制定者，既要提出本國的方案，還要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國際反彈。這為智庫作用的發揮留下了充分的空間。2015年4月，《人大重陽G20雙周報》首次公開，發布了來自海外43位智庫專家對2016年中國主辦G20的建議，為官方的最終決策征求來自全球的聲音。接下來，還會對G20國家的相關基礎內容、G20機制進程本身等方面進行研究分析，對2016年中國主辦G20峰會的具體問題提出建設性意見。
中國金融智庫國際化程度遠遠不足
中國金融智庫雖然處在最好的時代，擁有絕佳的國際化發展機遇，但仍存在著許多先天與后天上的不足。
首先，中國金融智庫的國際化程度普遍較低，對國際社會與運行規則的了解不夠，視野與運行局限性較大。
當前，中國金融已經成為了影響全球金融的重要力量，國際市場上的風吹草動會影響到國內資本市場，同時，國內的金融動向也越來越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的關注。在金融動向的背后，夾雜著許多政治、經濟、社會及個人的因素，但許多金融智庫善于建構數據模型，卻缺乏對國際金融和國際政治的把脈，尤其是對除了美歐國家以外的他國金融動向了解甚少。比如，2015年的G20峰會將在土耳其舉行，但國內對土耳其國內政治派系、智庫能力甚至基本國情了解得都非常少。這些都是長期以來中國金融智庫及學者國際化程度較低，參與國際交流尤其是與歐美國家以外的國際交流不多所致。
其次，中國金融智庫很多時候受制于“小金融”研究理念的限制。所謂“小金融”，是相對于“大金融”概念而言的。“大金融”強調宏微觀金融理論的系統整合，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和諧統一，金融發展一般規律和國家稟賦的有機結合，內外部金融和諧共融的全球化思維模式和跨界意識。作為直接服務于政府決策層的金融智庫來說，大金融理論具有重要的戰略指導意義。
對于金融變量的考慮，金融智庫不應只是局限于證券、信托、銀行、保險等微觀金融范圍，而應從國家安全與戰略的角度，提出系統性的、有大局觀的金融政策建議。如，對于2016年即將在中國舉辦的G20峰會，金融智庫需要從金融風險、國家風險和全球風險等各個層面去研究其中的籌備風險議題，而這些議題的考量需要有更大的視野。
最后，中國金融智庫面臨著人才緊缺的長期難題，更是缺少在國際上發聲的金融智庫人才，很多具有豐富金融知識的專業性人才往往就職于銀行、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金融智庫作為新興的行業，還沒有得到普遍的了解，并且受制于薪資、體制等問題，金融智庫想要擁有高素質的、具有金融業實踐經驗的人才比其他金融機構顯得更困難。同時，智庫對于人才的要求更高，除了需要金融類的專業人才，還需要來自其他專業和領域的人才，比如管理學、政治學、傳播學、國際關系等，這樣才能全方位地給出專業可靠的政策建議。
對中國金融智庫的幾點建議
以金融為研究重心的智庫，正在成為中國智庫產業崛起的重要力量。一些金融智庫如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都具有相當前沿的運營模式與深厚的研究能力，但相比于中國金融走出去以及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的需求，中國智庫尤其是金融智庫，還需要做得更多。
從學理構建上看，中國金融智庫需要尋求理論上的跨學科、跨領域的突破。金融研究需要從證券、貨幣、銀行、保險、利率和國際收支、結算、信用、投資等傳統議題的研究，進一步拓展與政治、國際治理相關的金融議題研究。金融智庫需要強調在立場、主權和安全層面上的金融考量，以及與國際格局變遷相關的金融國際規則研究。從這個角度看，金融智庫需要從實踐出發，構建“政治金融學”“國際治理金融學”或“金融外交學”的新理論框架。
從研究動力上看，中國金融智庫需要吸納更多金融學科外的人才加入，并且溝通和協調中外之間的金融精英共同投入到智庫研究中。金融智庫要從政治界、外交界、傳媒界甚至文化界吸引更多人才投入，這將會大大延伸金融智庫的新觸角、啟發金融智庫的新變量、挖掘金融智庫的新視野。資深的外交官、媒體人、企業高管等投入到了金融智庫的工作中，為金融智庫的建設提出了很多創新的建議，跳出了單一類型人才封閉的思維方式，這是在傳統的由學者構成的研究動力上進行的升級。
從國際溝通上看，中國金融智庫需要積極為中外金融精英搭建起交流平臺。金融智庫可以通過社交網絡和其他先進的技術手段，幫助中外金融精英建立日常的聯系，方便雙方或者多方可以同時進行無障礙的溝通，并且通過智庫這樣一個類似于“思想中介”的機構整合集體交流成果，碰撞出更精彩的思想火花。此外，金融智庫還應當敢于向外發聲，對外闡述中國政府的金融理念，尤其是對國際金融改革的迫切需求。
從交流視野上看，中國金融智庫不能僅僅局限于學術界、研究界，還要貼近金融實際工作層面，走近金融政策決策，拓展全球金融圈子。金融智庫需要從廣大金融行業工作者的實際經驗中發現問題，幫助金融決策層對當前的形勢、問題作出準確的判斷，給出切實中肯的建議。更重要的是，融入以歐美為首的金融智庫圈子，了解國際金融規則的來龍去脈，最終提升中國金融的話語權。（歡迎關注人大重陽新浪微博：@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