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瞭望智庫研究指出：國家一系列對外戰略下，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空前壓力。“十三五”規劃的人民幣國際化部分，或將著眼于優化現有人民幣跨境政策、完善金融基礎設施，以及推廣人民幣回流和輸出。

新華社瞭望智庫研究員︱聶鷗

5月的最后兩周，中國的金融"走出去"戰略可謂重頭戲連連。

5月20日至22日，亞投行第五輪談判代表會就出資比例、投票權、理事席位、首任行長等焦點問題取得了積極成果。

與此同時，國家發改委外資司司長顧大偉對外表示，中投公司下設中投匯通這一海外直接投資公司的方案已經獲批，注冊資本或將不亞于絲路基金。

顧大偉還表示，日后還將通過中非基金、東盟基金、中拉基金、中阿基金等股權投資方式，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我國正與哈薩克斯坦擬建中哈產能合作專門基金，規模也約達60億美元。

此外，人民幣納入IMF特別提款權SDR的"一籃子貨幣"問題，也備受關注。這是繼2010年人民幣因"不可自由使用"被"拒之門外"后，IMF每隔五年的再一次審核，也是人民幣成為"硬通貨"的必跨門檻之一。

"國家一系列對外戰略之下，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空前壓力。"央行貨幣政策司一位司局級人士稱，貨幣政策的"十三五"規劃已擺上領導層桌面，人民幣國際化這一重要章節怎么寫，將事關我國"走出去"戰略的成敗。

據悉，"十三五"規劃的人民幣國際化部分，或將著眼于優化現有人民幣跨境政策、完善金融基礎設施，以及推廣人民幣回流和輸出等四大"家庭作業"。其中，資本項目開放配套的風險管控問題，不僅將掀起數據統計、審核方式的一系列改革，還將引發監管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結構性調整，及相應的人員、機構變動。

四項"作業"

瞭望智庫研究員從上述央行司局級人士處獲悉，備受矚目的"十三五"規劃中，關于人民幣國際化這一重要議題，將主要包含四個領域的建設性工作：

其一，是進一步推進眼下三項重要改革，即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

其關鍵點，就在于人民幣能否被IMF納入SDR"一籃子貨幣"。一旦納入，人民幣將可以與黃金及其他自由兌換貨幣一同充當各國央行的外匯儲備。換句話說，人民幣將與"一籃子貨幣"中已有的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四種貨幣一道，獲得成為"國際貨幣"的認證。

前述司局級人士稱，這一舉措的成功將取決于改革是否到位，即資本項目可兌換和利率、匯率改革能否順利實現，只有改革到位了，人民幣才有成為硬通貨的底氣--"這將是'十三五'期間貨幣政策的重中之重"。

其二，是要進一步優化現有的人民幣跨境使用政策，包括人民幣回流和輸出兩方面。前者要加大開放步伐，后者則將借鑒國際經驗，不僅要在政策優化上發力，還要在政府結構、機制體制上有所改變。

其三，"十三五"期間將加緊建設和完善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設施，包括正在建設之中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將爭取于今年底前實現首期上線。后續還將分階段實現跨時期、全球覆蓋的最終目標，提高人民幣支付和清算的效率及穩定性。目前，央行正在緊鑼密鼓地研究當中。

基礎設施的完善，還包括推廣人民幣跨境計價這一重要工作，要鼓勵境內企業在簽訂跨境合同時，打破當下多用美元計價、美元結算或者僅用人民幣結算的局面，多推廣人民幣計價，從而規避匯率風險。

"企業的議價能力是關鍵，但其貨幣計價多參考于政府機構。"前述央行人士稱，人民幣目前的跨境使用還大多限于結算貨幣層面，大部分境內企業仍舊在對外貿易中承擔著匯率風險。央行工作的下一步難點，在于我國政府幾乎所有涉外的項目審批、統計、核算亦均采用美元計價，"要從政府開始改變思維方式"。

這一改變正在各部門積極推進。如今年1月起，海關各類信息載體和新聞稿中，都僅表述以人民幣計價的進出口統計數據，不再提及以美元計價的統計數據。

"貨幣當局要努力，各相關部委也要協同配合。"前述央行人士稱。海關數據標準化僅僅是開始，下一步我國涉外的所有經濟管理、統計、核算都將采用本位幣計價。

其四，"十三五"期間，將加大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防范。

至今，市場上對于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的速度、步驟仍存有較大爭議，仍有學者明確對隨之而來的熱錢問題表示高度擔憂。這使得貨幣當局在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同時，不得不更加重視風控問題。

據悉，風控的抓手在于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取代現行的微觀審批式管理。這即是說，央行、外管局等機構對跨境貿易的傳統審批將進一步減少，一部分經常項目將不再設立事前審批，而主要依靠一系列風險指標來進行宏觀審慎管控。一旦指標接近監管紅線，企業將接受實時調查和監督；指標超過紅線，則一部分業務將被暫停甚至取消。

"這就類似于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監管。"前述央行人士稱，關注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會成為央行最重要的兩個抓手--管住了，企業就會越放越活，人民幣自然也會越走越好。

或借鑒日本“黑字環流”

瞭望智庫獲悉，“十三五”期間，人民幣國際化還將邁出跨越性的一步，針對前述四項工作中的第二項——優化現有人民幣跨境使用政策，借鑒日本政府上世紀80年代的“黑字環流”計劃，加快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全球步伐。

所謂“黑字環流”，乃日本政府為緩解國際壓力采取的旨在將國際貿易盈余、外匯儲備和國內私人資本，通過政府發展援助（ODA）和商業貸款等渠道，重新流回至發展中國家，從而達到削減國際收支順差、促進日本對外投資并改善對外關系的一項金融政策。

在人民幣回流方面，我國資本項下還存在較多管制，后續將逐步加大開放步伐。而人民幣輸出方面，目前的境外流動性仍然較低，央行將在后續工作中著重擴大輸出規模。

“過去，人民幣輸出主要依靠傳統的貨物貿易和少量對外投資。”前述央行人士稱，“十三五”期間，會有較大借鑒和創新。

具體說來，日本“黑字環流”計劃分為了三期，第一期于1986年9月提出，一是在世界銀行成立了20億美元的日本特別基金，主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二是從其外匯儲備中拿出30多億美元的SDR，向IMF提供政府貸款；三則是參與國際開發金融機構的增資計劃，合計39億美元。

之后的第二期和第三期，仍舊是一方面鼓勵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在日本發行日元債券，擴充日本特別基金，另一方面鼓勵日本進出口銀行、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和本土商業銀行，與世行等國際機構組成銀團貸款，通過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直接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雙邊援助性日元貸款。與此同時，日本進出口銀行還承銷了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日元債券。

事實上，混雜了政府發展援助（ODA）和商業性日元貸款的“黑字環流”計劃，曾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向中國出口了大量機械設備和機電產品，貿易順差嚴重，但卻能夠通過約束性貸款有效得到緩解，實現資金環流。

而低成本的援助性貸款則存在一系列附加條款——例如，該貸款只能用于購買日本設備，或者只允許日本公司進入設備招標階段，排除歐美等國的競爭性企業。

前述央行人士坦言，總額約650億美元的“黑字環流”，有三方面借鑒意義：一是國家如何借其輸出部分產能，實現產業升級；二是成功擴大了出口貿易；三是以廉價融資提高了日元貸款的吸引力，鼓勵境外項目、境外企業大規模使用日元融資，加速了日元國際化。

他進一步表示，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研究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日本進出口銀行兩大機構在期間的舉措和作用，嘗試新設專門機構來快速推進人民幣的境外使用。

“但問題出來了，日本的兩家機構已于1995年合并為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其監管和歸屬問題早已理順。”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一位研究員稱，兩家機構更傾向于政府部門而非金融機構，其效用也非我國的國家開發銀行與進出口銀行所能比擬。

倘若中國成立類似機構，應將其下設于央行還是財政部？應由匯金公司出手控股，還是由外匯儲備主導出資？其監督管理是否該直接由國務院進行？而幾大相關部委，又如何排序做股東？

在中國，現有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商業銀行互相搶食并不鮮見，部委間“跑馬圈地”也實屬常態，那么新設機構的歸屬問題，很可能會引發新的博弈。

“但是，不改不行。‘十三五’是人民幣國際化頗為關鍵的五年，關系到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成敗。”前述央行人士稱，首先就要從政府部門的全局觀入手。當然，央行研究主導這一難題的可能性，應該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