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亞青 外交學院院長

當前，我國正以新興大國姿態走進世界舞臺中央。在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的大背景下，如何認識當代中國與當今世界的關系，能不能為我國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考驗著我們的智慧。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應時順勢開啟了中國外交的新航程。總結世界歷史上大國興衰的經驗，從國際關系理論的角度來看，建設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我將其稱為“興衰陷阱”。

如何避免“保羅·肯尼迪陷阱”

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在1987年出版的《大國的興衰》一書中，研究了世界500年來大國的興衰，指出大國失敗的重要原因是“戰線過長”，亦即在世界全方位發力。戰線一旦拉開，就像是啟動了一個自我運轉的進程，無法停止，致使用力過度過散。即使一國資源再多，也難免最終耗盡。肯尼迪由此預言了蘇聯的衰亡和美國的衰退。

擺脫“保羅·肯尼迪陷阱”，避免出現重大戰略性失誤，首先，應明確目標，突出重點，有所必為，有所不為，防止脫離自身實際的戰線延長和拓展。二戰后，蘇聯成為全球第二大強國，開啟了兩極時代，與美國進行了全球性爭奪，最為突出的是軍備競賽，最終耗盡國力。冷戰結束后，美國因“歷史終結”而歡呼膨脹，唯我獨尊，四處插手，濫用軍力，結果出現重大戰略失誤，國力相對走弱。隨著中國的崛起，世界上鼓吹中國責任論的聲音不絕于耳，其本質是要求中國在全球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從國內來看，也有觀點認為中國已是實力強盛的超級大國，應以與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為主要戰略目標。根本而言，當前中國雖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外交戰略上需要保持定力，不能不切實際地拉長戰線。

其次，應保持國家經濟發展和維護國家安全之間的平衡。16世紀以來，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蘇聯等強國的興衰史表明，國家的經濟發展能力與軍事實力相互影響和制約，經濟與安全不可偏廢。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發展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決地區安全問題的總鑰匙。只有通過推動共同發展，形成經濟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動，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可持續安全才能真正得到保障。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亞信第四次峰會發表主旨演講，提出了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亞洲安全觀，再次明確了經濟與安全的辯證統一關系。

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臘學者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指出，新興大國必然會挑戰守成大國，守成大國也必然遏制新興大國，雙方終將以戰爭手段解決問題。當時的斯巴達和雅典展開了激烈的戰爭，結果雅典失敗，斯巴達也傷筋動骨。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將此總結為國強必爭、爭則求霸的大國歷史宿命和國際關系鐵律。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尤其是中美戰略競爭，仍然是中國面臨的嚴峻問題。

客觀而言，中美兩個世界性大國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2012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提出努力把兩國合作伙伴關系塑造成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系。隨后，新型大國關系被進一步詮釋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在2013年中美兩國領導人莊園會晤和2014年瀛臺對話中，新型大國關系都是重點。這表明，中美兩國都想避免重蹈大國爭霸的歷史邏輯。在“不沖突、不對抗”“合作共贏”方面，中美雙方分歧不大。但在“相互尊重”問題上，美國心存疑慮。美國把領導世界作為自己的核心目標，把中國崛起視為對美國領導地位的挑戰。此外，極具意識形態色彩的美國一直沒有放棄冷戰思維，不會尊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國內秩序，這也對中國構成嚴峻挑戰。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需要中美兩國共同努力。一方面，中國要秉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理念，倡導包容性發展。2014年初，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于中國”。作為后起國家，中國尊重現有國際秩序的合理性，從行動和心態上呈現“不稱霸”的一貫政策，對國際體系主張改革而不是革命。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哈薩克斯坦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這與美國提出的“新絲綢之路計劃”相比，明顯體現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精神。

另一方面，西方大國應拋棄二元對立觀，改革現有的國際機制，接納中國和平發展。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創始成員國，從一開始就積極參與戰后國際秩序重建。當前中國經濟已同世界深度融合，完善現有國際機制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約有6%的份額將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美國作為最大股東國，但至今尚未批準該方案，導致改革方案遲遲未能生效。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也承認，成立亞投行是不得不為，57個創始成員國積極響應中國倡議，也體現了世界各國對美國阻撓國際機制改革的不滿。

如何避免“奧爾森陷阱”

“奧爾森陷阱”即集體行動邏輯陷阱。美國學者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指出，在自然狀態下，一個國家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形成了大型利益集團，這些大型利益集團會逐步蛻變為財富分配性集團而不是財富生產性集團。也就是說，它們只考慮自我利益，只謀取自身在總財富中獲得份額的最大化，努力尋求搭便車機會，而無視國家的整體利益。這就是三個和尚無水喝的悖論。集體行動邏輯的最終結果只能是所有各方均受損。后來他用這一理論撰寫了《國家興衰探源》一書，指出國家內部集團林立，各謀其利，難以協調，最終導致整個國家的衰退。

破除“奧爾森陷阱”，需要建立合理高效的協調制度。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每年對外投資規模超1000億美元，年出境旅游超過1億人次，在世界126個國家建立了475所孔子學院。隨著中國的商品、資本、人員走向全世界，隨著中國越來越外向化和國際化，隨著中國的利益和影響向全球擴展，“奧爾森陷阱”的負面效應風險也在大國外交領域日趨顯現。在這種利益風險格局的變化中，國內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協作顯得尤為重要。中國國家大、地區差異大，多頭管理、重復管理現象比較突出，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之間在國際范圍內惡性競爭屢見不鮮，條塊分割、缺乏協調、相互掣肘，已成為中國對外戰略中的突出問題。

大國外交尤其需要做好統籌協調，既包括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也包括國內各地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做到內外聯動、上下聯動、縱橫聯動。十八大后中央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目的就是克服外交角色太多、缺乏統一協調的問題。只有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中國外交才能打出有力的組合拳，更好地創造和維護國家發展的戰略機遇期。

中國歷史綿延5000年，曾經有過多次的沉淪與復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的孜孜追求。在中國崛起的關鍵時刻，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是中國發展的必然，而認真思考和總結世界大國興衰的經驗教訓，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