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辦的世界中國學論壇當地時間6日在美國亞特蘭大開幕。中美兩國33位知名學者、智庫專家和資深外交家在論壇上探討中國改革的挑戰與機遇。

習近平主席曾提出：推進中美關系的三大重點，一是加強溝通交流，二是促進合作，三是減少麻煩。凡是有利于為兩國關系注入正能量的，都要做“加法”；反之，都要做“減法”。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應增強互信，減少對彼此的負面思維。加強了解、促進溝通、尋求共識要靠兩國政府的努力，同時也是代表著精英知識力量的智庫面臨的歷史任務。作為中國新型智庫的代表人物，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一直致力于在國際舞臺上發聲，將中國聲音傳遞出去。

在本次世界中國學論壇上，王文分享了他對中國智庫、媒體和財富精英的三點認識：

第一，智庫、媒體的結合，正在推動決策機制進一步民主化、科學化。王文認為，人大重陽有一個優勢，就是充分進行思想傳播，這也與他的媒體工作經驗相關。兩年來，習近平主席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智庫的重要性，也更頻繁地邀請智庫學者進入中南海講課、討論問題。本屆政府比過去更善于運用與采納來自專業政策研究者的建議。

為此，過去兩年，中國大約成立了200家左右新智庫，或原有研究機構的“智庫轉型”。智庫成為一種民主化的力量，盡量這種力量還要繼續大一些。

第二，是關于媒體的變化。2009年，中國開始進入互聯網2.0時代。所謂互聯網2.0，就是出現了許多交互性的網絡工具。比如，微博，即推特在中國的升級版，成為中國信息傳播與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動力。多年以來流行的微博反腐，就是政治例證。

2013年，中國進入微信時代。微信比微博更有浸透力，更具有精英化的力量。目前，微信用戶已超過5億，覆蓋中國大多數精英群。他們相互組群，交流思想，傳播信息，進而匯總民意，使高層傾聽民意、民意傳達給高層的途徑，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更加清晰。

如果說微博是自下而上的一種制衡力量，那么，微信更像是上下互動的一種傳導渠道。在微信時代，中國決策者與民意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無障礙化，“六維社會關系理論”在微信空間里已失效。

人們常常發現，網絡上流行的一些詞語，過段時間習近平主席或其他國家領導人可能就會在公開場合使用，這說明決策者對社會情況相當了解。

與此同時，官方媒體網絡化的趨勢，以及政府對自媒體的使用，也越來越嫻熟。人民日報的下屬網站人民網上市，股價三年漲了好幾倍；“學習小組”等官方微信號的具大影響力，幾乎引導了整個社會輿論。

第三，財富精英日益成為擁護社會穩定與發展、進入國家建設的正能量。現在，中國社會正在掀起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創新熱”。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出現了數以萬計的創客咖啡館、創新孵化工廠，出現了數以萬計的新億萬富翁，他們相當一部分都是年輕的80后，或90后。這樣的新現象，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政府鼓勵創新，另一方面，是由于目前中國國內億萬富翁的榜樣作用。

現在，阿里巴巴的馬云、小米的雷軍，還有許多財富新貴，都是中國年輕一代的崇拜對象，而前者也正在推動中國社會風氣的改良。

目前，主張廉潔與政務簡化的“八項規定”，正在成為全民支持的戒律；“奔跑吧兄弟”是一檔主題團結、健康的節目，正在成為收視率最高的娛樂節目。種種現象都說明，中國社會風氣的去濁揚清，正在成為政治“新常態”。

基于這三點的認識，王文認為：

第一，當前，知識力量、社會力量和財富力量這三大力量與政治力量想要推動的目標與大方向是吻合的，彼此實現了巨大的共識：那就是推動國家進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等等。

第二，目前美國對中國政治改革的認識，仍然脫節于中國政治發展現實。3月初出現的“中國崩潰論”只是這種脫節的一個折射。更重要的是，美國對華政治探索，始終沒有擺脫“美國模式主義”的影響，從美國作為全球政治發展的樣板與標尺，衡量中國政治發展的進程，非常簡單化，只有“民主”與“不民主”兩個選項。

換句話說，“歷史終結論”提出時的弗蘭西斯?福山已經不在了，但“歷史終結論”還在。美國主流社會仍然對自身的政治體制深以為傲，對他國政治發展保留著長期的道德優越感。

第三，美國有許多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希望美國能夠看到中國的優點，有不少也值得美國學習。

當然，目前中國同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反腐、經濟增速下滑、環境污染等等，目前的改革比1990年代初更難。但整體上，中國政治發展仍然在有力地推動目前的社會轉型，延續國家發展。

正如王文曾發表過的一篇文章的題目“中國崩潰論的崩潰”所說，美國思想界大可不必再揣測中國什么時候崩潰，而是要認識到中國的進步，相互學習，相互尊重，這樣，中美兩國才能團結起來應對全球的各種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