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員

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加速崛起，有關中國“自負與強勢”（assertiveness）的討論日漸成為西方政界、學界的熱門話題。本質上它只是一個醒目有余而嚴謹不足的說辭，其流行恐怕只是迎合了某些政客的需要，作為早已陳腐不堪的“中國威脅論”的最新款博人眼球罷了。哈佛大學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教授就曾質疑所謂“中國的強勢更‘新’更‘強’”這一提法的科學性；兩位執教海外的青年華人學者也撰文從類型學角度質疑“強勢”概念本身。而更為反諷的是，即便假設“中國強勢論”正確，近年來的中國外交與國內外各方反應都與其預期背道而馳——中國越“強勢”，朋友反越多。這又是為什么呢？

如果跳出“強勢”話語圈的桎梏，人們不難發現，還有一種對中國的指責近年來甚囂塵上，那就是“中國搭便車論”、“中國推卸責任論”。他們稱中國國力日強，卻仍以發展中國家自居，而不愿意在安全、經濟、制度等領域承擔與其實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責任，因“吝嗇”而不愿提供公共產品。我們姑且假定兩種指責都是正確的，那么將他們聯立起來似乎就只能推導出，如果中國要做到既負責任又“和藹可親”，那就必須畢恭畢敬地為那些雖日趨沒落、卻仍牢牢掌握國際話語霸權的西方權貴國家們默默輸血，這才符合他們的要求；稍有不慎便是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諸位，這哪里是“好大國”？分明是“冤大頭”嘛。“可惜”，中國沒有戈爾巴喬夫，偏不上這圈套。事實上，破解這一話語陷阱的最好辦法正是當下習主席所身體力行的獨立自主、奮發有為的外交戰略，它既繼承了老一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優良傳統，又根據新的國際形勢和崛起方略有機地拓展了時代的內涵，從而為民族復興之夢的實現開出一條明路。細細說來，它的奧妙之處大抵有三。

第一，明確利益訴求，破解“中國陰謀論”。不可否認，過去三十年來中國奉行韜光養晦的對外戰略，為經濟發展贏得了長期和平穩定的外部安全環境。但是，該提法本身有可能被人誤解甚至蓄意扭曲為一種“陰謀”。據稱，就曾有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在國會聽證會上通過闡發“勾踐滅吳”的典故來告誡議員們提防中國的“大陰謀”。試想，帶著這樣的有色眼鏡，中國善意的忍讓和真心的和解又怎能不被曲解為某種旨在先“臥薪嘗膽”再“秋后算賬”的權宜之計、陰謀詭計呢？其根源就在于，內斂的態度、柔性的處事風格不僅無法從源頭上化解既有的實際利益沖突，而且在西方主導的競爭性思維模式與意識形態對抗的鏡像之下，正好成為“東方式陰謀”的證據，授人以柄。而反觀近年來的中國周邊大戰略，如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在我南海堡礁填海造陸等，有理有利有節的捍衛國家利益，盡管一開始遭遇些許“驚詫”，但最高領導人以無比堅定的意志、靈活的手段和雄厚的國力為基礎造成不可違拗的“新常態”、新大勢，通過置換“語境”來改變對手對中國外交的預期，進而從根本上扭轉了“溫水煮青蛙”式的不利局面。

第二，在國際舞臺有理有利有節地為本國公民爭取合法權益，同時惠及友邦，更能贏得國家的尊嚴和國內外人民的真心尊重。這里最好的明證就是近幾天的也門撤僑行動。看看各大門戶網站、論壇的帖子，有誰不給中國海軍點贊？聽聽最草根的評論，還有誰不稱贊中國外交官“真給力”？中國駐也門大使田琦先生已然成為網路上的民族英雄，而矗立在他背后的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一個即將復興的民族。與上次利比亞大撤僑不同的是，這次的主角除了中國外交官，更有中國現役軍人和戰艦——其意義重大。患“酸葡萄癥”的西方評論員或許又要“驚詫”中國海軍遠洋行動的“強勢”了。沒關系，這不重要。摸一摸被每天數百通求助電話“打爆”的我駐也門大使館電話，看看臨沂艦上來自十多個國家不同膚色卻一樣真誠感激的笑臉，再讀一讀巴基斯坦、新加坡、德國、日本等國政府發來的感謝信，就知道中國（海軍）的“強勢”是有多么受歡迎和追捧。

第三，中國只有適度“強硬”才能讓“善意”體現其應有之價值。當年，孔子的學生曾誤以為忠恕之道就是教人“以德報怨”。孔子批評說，你若“以德報怨”，那又拿什么來報答別人的恩德呢？所以孔子主張“以直報怨”。在當代國際社會，中國也必須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在海洋權益方面，中國單方面幾十年如一日堅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卻被個別國家置若罔聞，甚至以為“好欺負”而奉行機會主義政策。而當中國真正展現實力及其維護合法權益的堅定決心時，對方才真正意識到肆意侵犯中國“核心利益”所將面臨的嚴重后果和不可接受的損失——也只有在這種由“新常態”所激發的“新認知”基礎上，中國再拋出橄欖枝，比如邀請其執政黨領袖訪華、簽署協議、共建工作組等等，“善意”才會在對方眼里“物有所值”。大國者，“直男”也；以直報怨，方得尊嚴。

由此可見，中國式“強勢”不僅為政府贏得了國內民心，同時也在國際舞臺為整個民族贏得了尊嚴和尊重。朋友多了路好走，廣結善緣點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