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非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暨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張慧芬 暨南大學一帶一路與傳媒外交研究所 研究員

當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設想并且落實到每一個省、每一個部門之后，一帶一路的發展趨勢將會成為歐盟、TPP、歐亞聯盟之后的第四個世界經濟發展帶，一帶一路也將與美日關系產生競爭與合作的局面。設立亞投行之后，美國在地緣政治中開始全面和日本結盟，安倍這次訪問美國不但在國會演講，沒有對日本的二戰侵略行為與慰安婦問題道歉，而且美日安保條約的條件限制也開始減少，這其中美國智庫為利益集團所左右，有見錢眼開、為人消災解難的特性開始顯現。就像美國和以色列關系中是否應當全面犧牲其與中東國家的利益，甚至引起極端伊斯蘭分子的全面報復，畢竟美國民眾也不懂國與國關系中的奧妙一樣。

一帶一路與美國TPP全面競爭

現在美國智庫的研究使得中美關系變得異常微妙與復雜，盡管雙方的政府對于中美兩國的發展保持樂觀態度，但當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受到巨大挫折后，敘利亞問題上難以伸展拳腳，這樣在重返亞洲的政策中，TPP與亞投行必然會面臨全面的競爭。甚至當希拉里當選總統之后，中美兩國還要全面陷入人權、宗教等問題上。
中美經濟的競爭性就在于TPP的模式是首先全面占據經濟、技術的優勢，然后向亞洲國家推廣，中國手中的王牌大約三個：高鐵、地緣政治和融資的便捷與高效性。美國的模式給周邊國家的感覺是“遠水不解近渴”，但一帶一路則是可以馬上全面啟動亞洲經濟發展，可以說是看得到摸得著。

近年來，智庫現象越來越得到國內各階層的重視。一方面是因為西方智庫旋轉門的機制，關注智庫動向在一定程度上就洞察到了其外交政策的風向標；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西方智庫的對華研究也越來越多，但多是反應中國不懂國際規則、有改變規則的潛意識，之中抑制的滋味非常明顯。美國各大智庫對于中國問題的研究會不自覺的與中美關系、美國東亞政策乃至全球戰略放在同一個框架內，這樣中國崛起自然對亞太地區權力結構產生影響。這樣美國智庫常常提出問題，但如何在美國三權分立的狀態下，協同白宮、國務院、五角大樓、國會、非政府組織等來解決中美面臨的困境成為現在最大的挑戰。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認為，全球化時代下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的變化影響到了美國研究的方向，中國逐漸成了取代前蘇聯的美國最大的政治問題，當初智庫對于中國的研究主要以文化、人權問題為主。但2000年后各主要的智庫都設有專門的中國研究部門，比如布魯 金斯學會的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中國研究項目，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中國研究項目。

美國智庫對于中國問題研究的競爭力在于解讀深入并能產生較大的影響力。如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的臺海問題“圓桌會議“、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系列研究項目，大西洋理事會著名的“中美關系十年報告”系列，均在美國對華政策中有所體現。

但要提出的是，美國智庫不遺余力的深入拓展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仍然無法擺脫掉一個事實，即這種理解是基于智庫本身的政治經濟立場的，這種局限性必然會讓研究得出來的政策理論依據有失偏頗。比如最近美國智庫對于一路一帶和亞投行的研究均失去準頭，并且完全沒有預料到亞投行會有五十七個創始會員國，并且會深深影響亞洲經濟發展的模式。

警惕被利益收買的美國智庫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美國的一些頂級智庫與利益集團關系曖昧，智庫的中立性和客觀性也受到了質疑。智庫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經費，而經費的來源成了美國大小智庫的主要問題。智庫的捐助方正越來越多地決定著他們資助的研究項目，他們正在成為研究的干涉者。《華盛頓郵報》曾披露，過去10年中，一種新型商業模式盛行于布魯金斯學會：“重視研究擴張和籌款，學者們忙著尋找捐助者，幫助捐助者在學會的研究日程上發聲”。在各大基金會或個體慈善家限制捐款之后，布魯金斯學會變得越來越依靠公司、富豪、外國政府或公司。

同為世界著名智庫的蘭德公司在財政上得到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各種基金會和私人慈善事業的資助，被指為“軍方和財團的代言人”。戰略與國際問題研中心經費的主要來源是捐助資金，以福特和洛克菲勒為首的40多個財團，是它主要的和穩定的資金來源，也為美國保守主義勢力服務。

美國智庫的生存模式本無可厚非，但如何解決中美之間的難題，中國希望全面接觸，但存在美國制度上的玻璃天花板，也使得中國常感到無可奈何。畢竟中國還是國際政治的新手，不太了解其中的文化特點。

華盛頓和紐約角力影響智庫研究

在美國，華盛頓永遠是和政治分割不開的，同樣的，紐約則是美國經濟的代表。華盛頓扮演的是成熟的政治角色，更偏向于各方面利益的協調者，為美國政治及世界的政治服務。紐約則偏向經濟，其實就是偏向華爾街。這樣的對比，傳遞出來的一個信號是，華盛頓和紐約角色的迥異會牽引智庫立場的走向。

從現下美國智庫的發展布局上來看，華盛頓的智庫數量遠遠大于美國其他地區，同時也是聚集全世界數量最多智庫機構的地方。但華盛頓老牌智庫常具有濃重的保守色彩，并且非常不善于解決亞洲的問題。

奧巴馬上臺之后，位于紐約的智庫東西方研究所，設立專項資金并建立有效機制來彌補政府在亞洲的戰略失誤，紐約智庫開始有動作來增強并改進華盛頓的問題。

由于紐約為移民社會與經濟發達城市的代表，這樣紐約在一些思維模式上非常不同于華盛頓，現在華盛頓的政客的思維模式常常被美國其他地區的民眾所厭惡，就連希拉里這次的參選都盡量擺脫華盛頓政客或者政治家族的形象。歐巴馬在八年任期間也成為到訪紐約最多的總統之一。

基本上當美國面對來自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模式的挑戰時，紐約與華盛頓均展現了各自不同的特色。但這都需要進行進一步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