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訊 記者張林 實習生門鳳曉）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朗潤園致福軒教室舉辦了主題為“當前經濟形勢與政策：朗潤園的觀點”的經濟論壇，此次論壇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主持，出席會議的嘉賓有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宋國青、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針對近期不太明朗的經濟形勢諸位學者發表了各自精彩的觀點并對此作出了探討。
最近中國的經濟增長在不斷的減速，各種議論面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專家們有自己的觀點和主張。
徐高：實體經濟融資難根源在于貨幣政策傳導的不通暢
徐高在會上詳細解讀了近期的宏觀經濟的形勢，他表示，經濟增長明顯減速的原因，從外部環境來看，今年是美國經濟復蘇的態勢，美國、歐洲、日本這三大經濟體總體的景氣程度在下滑，反映到了我們出口的減速。所以經濟增長主要的波動還是取決于國內需求的波動，而國內需求波動主要來自于國內投資的波動。但從2014年到現在，固定資產投資到位資金的增長是持續下滑，低于同期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拿到錢的增速還遠遠趕不上做項目的增速。當融資瓶頸非常嚴苛的時候，自然投資的增速就要持續下滑，所以預期未來的投資增速還要進一步下滑。
實體經濟融資難，而金融市場不差錢，這兩個問題同時出現。徐高表示根源在于貨幣政策傳導的不通暢。央行把資金、基礎貨幣投放到銀行體系，銀行體系拿到了央行的基礎貨幣之后，再通過信貸的方式派生出實體經濟所要的。所以貨幣從銀行創造出來，到實體經濟是兩個環節，而過去大半年，銀行體系向實體經濟傳導環節明顯很差。
分析這一系列問題背后的深層次的原因，可以總結為貨幣政策的財政問題。徐高提出，面對這樣的問題，政策應該從下面四方面化解風險：
第一，政策應該有擔當，什么都想要，往往什么也要不了。既要穩增長，又不要杠桿往上漲。有些時候政策沒有十全十美的。
第二，財政政策應該有實質性的積極，要以財政本身風險的上升，來降低全社會的風險。而我們現在的是相反的，財政的風險把責任扔給了社會，增加了全社會的風險。
第三，貨幣政策金融政策需要幾實體經濟相適應。我們過去推的比較快，就使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市場脫節。非市場化的主體獲得更多的融資。
第四，對于金融市場的泡沫化的風險加以化解，尤其是銀行資金入市潮，股市不會只漲不跌，那么這樣的話入市的銀行資金就會虧損，會影響到銀行生長的健康。
宋國青：股權融資的比例上升，未來艱苦的日子會越過越快
對于徐高博士的這一季度的實體經濟下滑的基本觀點，宋國青教授表示同意，但細節上有些不同的看法，宋國青表示，四月份經濟會出現一點恢復的苗頭，能恢復到什么程度，還不是很確定。同時，宋國青還發表了股市繁榮影響實體經濟增長的主張。
他表示，股市投資預期率上升有期待，對現在的消費會有一些負面影響。預期股票會漲，錢不存在銀行，這就是儲蓄的一種期待，沒有消費明顯。稍微長期點看，是財富效應占據主導地位，替代效應很是短期的事情，所以如果短期內對消費產生了一點負面效應，就當它是疼，但是得忍著。大家現在都把錢拿出來不買汽車了，買股票，等到股票賺了再買車，這是長期穩定的事情。
宋國青對杠桿率的問題有所擔憂，杠桿率過高導致我們的宏觀政策相對來說比較保守。
最后宋國青表示，股權融資的比例上升，未來艱苦的日子會越過越快。企業的資負債率在下降是銀行新貸款的問題。未來的收益下降，銀行對資本金的要求會更高，這是市場均衡的結果。其實貸款跟企業資金本下降，銀行貸款，風險增加，所以銀行主動在減。這個情況跟短期的經濟波動不一定有關，但是長期會有關。宋國青認為，要尊重市場，防范風險，別有壞賬，但是實體經濟的錢不能少。跟解決融資難的房地產公司做抵押，不一定要從股市的導向，里邊可能有一些表述方法、方式上的變化。
黃益平：經濟觸底回升需培育新的產業支撐
黃益平教授從另一個角度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中國經濟增長一直在減速，是政府開始接受新常態。新常態就是增長速度可以放慢一點，但是我們對經濟的下行還是有很多的擔憂，所以政府在不斷地采取微刺激、定向寬松這些措施，實際上是要穩增長。
黃益平從以下三點展示了自己的觀察成果：
第一，每當政府的微刺激措施一松下來，增長速度就持續往下走。首先，增長速度往下走有結構性的因素在里面，跟發展階段和過去的增長政策有關系。經濟里有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出口，過去30幾年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出口和投資，但是現在出口的增長都是在個位數，投資增長現在速度還比較快，但總體上看起來都在疲軟。過去有活力的兩駕馬車現在沒活力了，新的活力不知道在哪兒，這是最大的問題。
第二，是投資行業的問題，是政策性的問題。過去一直用許多保增長的政策，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投資品的行業，現在的很多過剩產能怎么樣去消化，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第一點，從產業結構來看，有很多行業才剛剛開始，其不足以支撐經濟的增長，現在不知道新的能夠領導中國經濟增長的產業；第二點，宏觀政策。實施一系列的擴張型的財政政策，但事實上控制地方平臺，土地出讓減少，有可能財政政策也在收縮，這表明宏觀政策沒有發揮作用，導致了經濟增長速度下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負責宏觀經濟穩定，宏觀審慎政策來穩定金融問題市場，這兩個之間應該分工，不應該簡單的混在一起。
最后，經濟什么時候觸底回升，要看到什么樣的產業可以推動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增長。所以貨幣政策很重要，財政政策很重要，但是歸根到底三駕馬車里什么樣的產業能支持下一步的增長更重要，這個時候要培育新的引導中國經濟增長的產業，這需要市場來做，政府不能替代，但是政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們的經濟現在面臨的比較大的挑戰，第一個是去產能的問題，第二個是去泡沫的問題，第三個是去杠桿的問題，所以要通過改革紅利提高經濟的效率。
林毅夫：在經濟下行時做基礎投資是最好的
林毅夫在會上提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經濟增長的目標是7.0%左右，應該在工作當中力爭超過這個。現在經濟下行的壓力這么大，面臨這個問題，要對癥下藥。從2010年以后經濟增長速度持續長時間下滑，主要有兩個不同的觀念：一種觀點，是體制機制結構問題造成的，這種是內生的，不應該去干預，干預的話可能造成體制機制結構問題更嚴重；第二種觀點，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有體制機制的問題，但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
林毅夫相信因為經濟下滑有體制、機制、結構的問題，但更多的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中國還是中等發達國家，接近危險的空間大，而且國家各種穩增長的措施多，但是分析來看，這些條件非常有利，他列舉了幾個例子：
首先，一般人認為中國不應該再搞投資拉動了，應該改成消費拉動，因為他們簡單的把投資拉動等同于產能過剩；第二個是霧霾，有人說霧霾嚴重的原因是經濟增長快；第三個是基礎設施的投資，基礎設施應該做，而且應該政府來做，這種情況下，應該在經濟下行的時候政府來做基礎投資是最好的，既使是回報率低。
4月30號證監局會議做出了對當前的經濟情況的議題，基本上就主張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大家要支持消費等等，這些措施是很積極。如果把這些措施都用了，把發揮空間都用了，那維持7%的增長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