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應是中國智庫首要追求的目標

——訪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

在美國頂級智庫耕耘近10年，李成感受到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在全球化時代，成為一個全球智庫，為全球服務。而近兩年，李成亦感受到中國智庫發(fā)展的蒸蒸熱潮。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成立于2006年，這是布魯金斯學會第一個以國家為研究對象的中心，其對有關中國現代化的關鍵課題進行廣泛研究。作為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間或往來于中美兩國，不時現身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上周他在京接受了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的采訪。

多元應是中國智庫追求的目標

中國經濟時報： 中國智庫的發(fā)展目前如火如荼，您對中國智庫發(fā)展有哪些建言？

李成： 中國智庫的春天即將到來，我們海外智庫也隨時關注中國智庫的發(fā)展。中國智庫現在處在一個非?？焖俚陌l(fā)展期，這與美國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有點接近。原因應該是比較清楚的，一方面是國際的，一方面是國內的，還有一方面是人才，這三方面正在促使中國智庫的迅速發(fā)展。

這里一個關鍵詞是“多元”，中國發(fā)展智庫，也許獨立性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標，至少在短時間內是這樣的，而多元性應該是它追求的目標。多元性也是基于國際環(huán)境的多極化，國際社會迅速變化，非常復雜，需要作為大國的中國對國際事務，包括經濟、能源安全、氣候環(huán)境等問題，都有進一步的認識。

這使我想起法國前總統(tǒng)戴高樂曾經說過的，怎么領導一個有247種奶酪的國家呢？中國現在也變得越來越多元。在這種情況下，決策者有時候想的是一回事，民眾是另外一種觀點，這種溝通，需要智庫起很大的作用。

還有一個是“旋轉門”。前段時間一些退休領導人到智庫去工作，在未來的幾年或者十幾年當中將會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轉門”，一些年輕的、在智庫工作的人也會不斷地轉到政府去，當然中國也有這種情況。

所以這三種因素促使中國智庫在迅速發(fā)展，而本身的多元又是中國智庫的一個新的方面。

維持智庫的獨立性對社會有利

中國經濟時報： 現在很多中國智庫的資金成為發(fā)展瓶頸，而美國智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較好，有捐贈的文化，捐贈的法律法規(guī)也很健全，但中國在這方面還處在萌芽狀態(tài)，特別是中國企業(yè)的公益捐贈還沒有發(fā)展到支持智庫這種境界，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智庫發(fā)展缺資金的問題？

李成： 美國正是有了這樣一個準則，有了這樣一個文化，所以有很多人意識到應該贊助智庫，維持它的獨立性對整個社會有利，對一個國家的健康發(fā)展有利，所以它是沒有附加條件的捐款，它是相信你，而不是希望通過什么途徑來影響你。

正是因為這樣，有時候很大的企業(yè)要捐助我們，我們是退掉的，包括有一個研究藥物的企業(yè)要我們研究公共衛(wèi)生，我們說不能這樣做。這里的政治文化，再加上美國對捐助的稅務保證，為布魯金斯學會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huán)境，否則你很難想像布魯金斯學會85％的預算來源是捐款。

中國經濟時報： 布魯金斯歷年排名都是全球第一智庫，布魯金斯的三大法寶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智庫如何處理好和政府的關系？

李成： 布魯金斯把獨立性看得非常非常重要，我們的座右銘是三個詞：高質量、獨立性、影響力。這是我們追求的理想，而且布魯金斯學會也信奉這個原則。但是我們不要把很多東西都神秘化或者太理想化，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美國智庫都是這樣，有很多智庫和政府有很密切的關系，有的智庫有非常強的意識形態(tài)，有的智庫是為某個企業(yè)、某個行業(yè)服務，這些都是美國智庫多元化的表現。

布魯金斯學會在處理獨立性的問題上花了很多精力，包括在兩黨選舉的時候，我們不能以布魯金斯學會的名義 “站臺”，也不能夠用布魯金斯學會的資金來為選舉服務，如果你請了民主黨的候選人，也要請共和黨的候選人。而我們每年也要寫一個保證，就是不用布魯金斯學會的資源為某個利益集團服務，這方面都有很嚴格的規(guī)章制度。我們當然希望通過我們的資源、通過我們的“旋轉門”對國內政治施加影響，但同時應該看到布魯金斯學會的人員構成中，也許大多數是民主黨，但始終是有共和黨的，我們保持了這樣一個平衡，而這個平衡也是布魯金斯中心為什么有影響力的來源之一。

不必擔心智庫發(fā)展“一哄而起”

中國經濟時報： 現在智庫發(fā)展在中國似乎面臨“一哄而起”的情況，您覺得中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會影響智庫健康發(fā)展嗎？

李成： 我覺得中國智庫的發(fā)展目前最忌諱的是雷同，它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也同意大浪淘沙必定會把很多東西淘汰掉，這不只是中國的問題，包括美國等很多國家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這引起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怎么處理好人才競爭和智庫本身的建設？布魯金斯學會有100年的歷史，人才可以流動，最終是一個布魯金斯的品牌創(chuàng)造出來了，所以兩者的關系是互動的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小的智庫也許會做得很成功，智庫不僅是與個人相關，如果想要長久發(fā)展，要有個性，這取決于智庫本身的建設。智庫不管是“大而全”還是“小而精”，這只是不同的模式。布魯金斯學會走的是“大而全”的模式，但是并不是其他智庫都適合這種模式。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倡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中國智庫的調整也非常快，這方面會有很多新的變化，這是好的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應該批評過多，因為這是早期必然出現的現象。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在發(fā)生變化，假以時日，中國會出現中國的布魯金斯、中國的卡內基，我相信在未來10—20年就會出現。但是智庫的發(fā)展是需要過程的，它不可能一下子成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庫，這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學習他人的長處、學習他人的經驗教訓。在這方面，布魯金斯學會希望和中國的同仁能有更多的接觸，而我們在中國的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一個很好的平臺。

盡快扭轉中美智庫交流上的“逆差”

中國經濟時報： 人才對智庫發(fā)展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領軍人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國外交學院不久前評選出十位美國“知華派”學者，可以看出這些美國學者在中國國內有著較強的影響力，您是如何看待在智庫領域中美兩國之間的 “逆差”現象？

李成： 不管怎么樣，很高興我們被選上。在美國十大“知華派”里，有五個都是布魯金斯學會的常駐研究員，這本身也反映出布魯金斯學會的實力。

實際上，中國有非常好的一流學者，布魯金斯學會在過去幾年也出了《中國思想家》叢書，我們準備有十二個思想家，各個領域選一個，包括政治學的俞可平、法學的賀衛(wèi)方、人口和經濟學的胡鞍鋼，還會做青年研究、女性研究、宗教研究，希望把中國最好的學者介紹到西方去。

因為這是不對稱的，你到中國的書店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學者的書翻譯成中文，但是你到美國的書店去看，有多少中國學者的著作能夠在美國書店的書架上？幾乎是零。這是很不對稱的，這對美國等國家是種損失。

假以時日，中國的思想家會走向全球，但是這需要一個寬松、開放的學術環(huán)境，這很重要，盡管我剛才講了，追求獨立也許不是目前中國智庫發(fā)展的重點，但是有一個學習的氛圍、有一個開放的氛圍、有一個多元的環(huán)境，這會幫助中國產生世界一流的學者。而目前中國對外交流的方式、中國智庫的聲譽還有待提升，這需要有一個很好的環(huán)境。

智庫發(fā)展不是搞公關、不是搞宣傳，更多的是一種交流，是一種文化的對話，我們不能夸大文化上的不同點。在有些方面中國當然有它的特色，但是如果過度強調特色，你就會限制自己。所以為什么中國的許多學者本來應該有世界知名度，但是沒有實現，有很多原因。但我相信，隨著中國經濟的開放，尤其是中國對智庫建設的重視，不斷會有新一輪的年輕思想家或者是世界性的思想家誕生。

中國經濟時報：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智庫合作如何能夠在制度性上面有一個創(chuàng)新性的探索，從而帶動兩國社會、民眾之間的互相認知，創(chuàng)造一個有利于中美兩國和平穩(wěn)定發(fā)展的建設性環(huán)境？

李成： 答案應該是比較清楚的，就是開放和交流。開放和交流在布魯金斯學會也很明顯，中國外交政策當中有一大批人都曾在布魯金斯學會作過訪問學者，包括很多中國研究外交的學者。

但是你會看到，從中國的角度來講，研究中國問題的研究人員能夠到中國智庫待過很長時間，能夠成為美國的思想界、外交界有影響的人是很少的，很不對稱。我希望看到中國在這方面也是很開放的。只有你開放了，包括你到智庫來訪問，你可以看到智庫的很多弊端和問題，但是有一點很清楚，你就會知道并不存在什么“陰謀論”，像布魯金斯學會跟政府關系很密切，但更多的是一種善意的批評和良好的愿望。

中國下一步的發(fā)展是要加強智庫的開放和合作，用戰(zhàn)略的角度來講，能夠形成互信，本身智庫就會帶來很多朋友，而這種朋友帶來的影響，它影響民眾、影響政治、影響決策，是非常非常深遠的。尤其是我們看到未來一代，我們智庫里有很多中國學生，他們回去以后會知道華盛頓是怎么運作的。我們希望能提供更多這樣的機會，但是遺憾的是，我們需要更多的贊助來支持交流，我們需要兩國維持和加強這樣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