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庫的春天來了嗎？

陽光是否充足？溫度是否適宜？雨露是否豐沛？土壤是否肥美？中國智庫是能夠做到有序發展，還是會野蠻生長？

“重點建設50至100個國家亟需、特色鮮明、制度創新、引領發展的專業化高端智庫。”2015年初，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后，恐怕沒有人會懷疑智庫春天的到來。這份官方文件同時極富前瞻性地提到要“加強統籌協調，做好整體規劃，優化資源配置，避免重復建設，防止一哄而上和無序發展。”

要多元化，不要一哄而上

中國智庫現在確實處在一個快速的發展期，可能與美國五六十年代有些接近，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在2015年4月21日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舉辦的中美智庫高層論壇上如此表示。

李成認為，國際、國內和人才三方面因素促使著中國智庫的迅速發展，其中的關鍵詞是多元。“中國要發展智庫，也許獨立性不是它追求的目標，至少在短時間內是這樣，也許多元性應該是它追求的目標。”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理事長、《大國智庫》作者王輝耀表示，就像中國當年搞多元化帶來了經濟市場的繁榮，如果在思想市場、政策研究市場引入多元化的話，一定也會帶來繁榮，多元化對中國智庫發展的作用不容小覷。

共識傳媒集團總裁周志興認為，短期內中國不一定能擁有像美國布魯金斯這樣的智庫，但現在中國正在起步，中國有句話叫“有苗不愁長”，既然有了這個苗頭，就有可能發展。

周志興同時表示，多元化的概念不是很清楚，多元化有很多種。“一方面是智庫形態的多元化，比如說有社科院的，有大學的，有民間的；另一方面是智庫思想的多元化，有這樣想的那樣想的，這樣說的那樣說的。我覺得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做的。多元化不應該只是形態的多元化，而應該是多種多樣的多元化，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王輝耀也表示，多元化不應只是形式上的多元化，“要包括思想、形式、觀點和探討議題的多元化。”

李成提及王輝耀曾寫過，假以時日，中國也會出現中國的布魯金斯、中國的卡內基。李成表示，“我相信在未來十年二十年就會出現，但智庫的發展需要一個過程，它不可能一下子就成為世界第一的智庫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庫，這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這個過程當中，要學習他人的長處，學習他人的經驗教訓。

王輝耀認為，中國智庫在進入快速發展的時期，需要注意的首要問題是，不能一窩蜂而上。“甚至有的咨詢公司也說自己是智庫，這樣會把智庫這個品牌做壞了。”王輝耀說，“我認為智庫還是要跟公共政策有關的非盈利組織。如果要想盈利，那就是麥肯錫，就是波士頓咨詢公司等，就不能稱之為智庫。”王輝耀建議，目前概念比較混亂的情況下，有必要做更進一步澄清。

在今年2月份發表在《聯合早報》上的一篇文章中，中國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察哈爾學會主席韓方明對同樣的話題予以了關注。

韓方明在文章中寫道，“近兩年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不僅多次出現在中央文件中，而且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直接關注，智庫這一概念想不火都難。”“于是，便出現了‘一哄而上做智庫，爭先恐后趕時髦’的趨勢”，以及某些“看似熱情卻多少帶有些大躍進味道的勢頭”。

出謀劃策，需要專業知識

布魯金斯這場智庫會議召開的十天前，在第十二期清華國際安全論壇上，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閻學通表示希望當天的討論能夠起到專業引領的作用時，也提到了“大躍進”一詞。

閻學通說，“現在我覺得國際關系研究大躍進好像有點要來臨了，各個單位都建立智庫，所有大學都建立智庫。我們人是比美國多，我們一定懂國際關系的人就比美國也多嗎？想當年我們是建立的高爐多，但煉出的鐵疙瘩是沒有用的。今天也一樣，寫關于‘一帶一路’報告的人很多，文章很多，但有用的未必很多。”

對于閻學通的這番話，當天與會的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原院長崔立如對澎湃新聞表示，“閻老師講的那個（意思）我同意，實際上就是現在我們的能力還沒有達到，我們對事物本身的了解，包括規律，認識程度其實還不夠，然后我們就提出，甚至是馬上要實現一些很大的目標。”

“（閻學通）他舉那個例子很對，就像我們大躍進的時候，就是我們很多人對煉鋼的基本規律都還不懂，就去煉鋼，認為能煉出鋼來，實際上煉不出鋼來。現在國際關系很多問題，包括一帶一路也是，我們并沒有研究明白，然后很多人就開始在那里提政策建議，實際上那些政策建議差距還很大，而且這個規模又比較大，上的人比較多，所以就有點大躍進。”崔立如說。

據澎湃新聞在中國知網全文搜索“一帶一路”，顯示2015年的結果為6249個，2014年為3269個；在百度上搜“一帶一路”的話，則出現807萬個相關結果。

“現在中國崛起，國際地位提升，人們民族自豪感在上升，這是一個客觀（現象），哪個國家都會如此。當人們的民族自豪感上升之后，就產生一種政治沖動，加上人們不具備國際關系的知識，所以就認為這是一個不需要知識就能做的事兒。”閻學通告訴澎湃新聞。

“國際關系這個專業，很多人認為它門檻又低，不像數學物理化學，必須得有基礎知識。很多人就認為這有什么呀，是人都會，不認識字都會。政治沖動，加上對這個專業的毫無了解，導致了（什么人）都敢上。對國際關系這門知識一點畏懼心都沒有。”閻學通說。

閻學通對澎湃新聞表示，“因為政府要建智庫，不少人都認為自己能當智庫，自己能為政府出謀劃策，其實這對專業知識要求非常高。這根本做不到。沒有幾個人能夠出有實用價值的政策（建議），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市場競爭，比行政手段好

在迎來春天的時候，中國智庫如何既要多元化發展，同時又避免出現早年那種大煉鋼鐵的情況？

對此，察哈爾學會秘書長柯銀斌回應澎湃新聞說，一個就是功能的定位，大家要不一樣；在實現同一個功能時，大家的領域要不一樣；在同一個領域里，大家的方式方法要不一樣。“這三個層面的不一樣加在一起，就不會出現你說的那種情況。功能定位，領域定位，方式定位，三個定位都很清晰，大家都不一樣，是一個生態系統。”

共識傳媒集團總裁周志興則回應澎湃新聞說，“我認為你說那個情況，一定會出現，（智庫）會大躍進式地涌現。”

但周志興同時表示，“我覺得也沒什么可怕，可以慢慢地調整，在實踐的過程中，有的可能就被淘汰了，有的就被消化掉了，最后剩下的是好的。可能會有一些不好的現象出現，就是浪費了錢，浪費了時間，但是我想一個好的智庫成熟，可能需要這一步。”

“如果現在國家就采取調控的辦法，說符合什么條件才能辦，你這個不許辦，他那個不許辦，也可能把很多本來可以辦好的都扼殺掉了。如果在市場中、競爭中，有好的智庫出現，可能比行政手段好得多。”周志興說。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回應澎湃新聞說，“我覺得中國智庫的發展，目前最忌諱的是雷同。它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也同意周先生講的，大浪淘沙，必定會把很多淘汰掉。實際上這也不是中國的問題，很多其他國家，包括美國本身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李成表示，更重要的問題是，怎么處理好人才的競爭和智庫本身的（機制）建設（institution building）。布魯金斯學會有一百年的歷史，它人才可以走動，但布魯金斯的品牌創造出來了，所以兩者是互動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小的智庫也許會做得很成功，但最終它應該建立（機制），智庫（前途命運）不應該是僅跟個人相關聯，而更多應該是長久的發展，能夠有特色，能夠有延續性，這取決于它的自身建設。

“（智庫建設）這方面有很多新的變化，這是好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覺得不能批評過多，因為這是早期必然出現的現象。”李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