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源華系中國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復旦大學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新中國成立后，在冷戰的大背景下，中國實行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國外交重點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由于美國對華實行敵視政策，特別是朝鮮戰爭之后，西方世界將中國視為異端，實行圍堵政策，使中國孤立于國際體系之外；中國對亞非國家也是習慣于雙邊外交，基本上不參與多邊外交活動。萬隆會議為新中國打破孤立困境、融入世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提升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國際聲譽。

萬隆會議是1955年4月由緬甸、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五國發起的，沒有美蘇大國參加的，由民族主義國家獨立舉辦的重要國際會議。中國認為萬隆會議標志著亞非國家掌握自己命運的歷史時代的到來，不僅是亞非歷史、而且是現代國際關系史上劃時代的大事。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高度重視，親自制定參會方針，主要內容是：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為建立和加強我國若干亞非國家事務和對外關系創造條件，力求通過國際協商緩和并消除包括臺灣地區在內的緊張局勢。周恩來親任團長、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等為團員，組成陣容強大的代表團出席會議。中國力圖通過參加萬隆會議，邁開走向世界的堅實一步，同時積累處理多邊國際事務的寶貴經驗。

中國代表在會上提出的“求同存異”方針，對于推動會議取得成功作出了杰出貢獻，成為“萬隆精神”的主要內容之一。參會的亞非國家有著共同遭受殖民壓迫的歷史遭遇，這是亞非會議得以召開的共同基礎，但由于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宗教信仰以及在冷戰中與美蘇親疏不同和某些其他歷史原因，各國間又存在分歧、矛盾、隔閡和互不信任，尤其在對待共產主義的問題上截然分為兩派，有的國家攻擊共產主義是“顛覆性的宗教”，是“新殖民主義”，主張亞非國家應與美國聯合反對共產主義，要求“中國應公開地和正式地要求亞非各地的共產主義團體解散”，一度使會議出現緊張氣氛。周恩來適時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的而不是來立異的。”強調與會各國有“求同的共同基礎”，那就是“亞非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受過，并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尋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求同存異”的方針得到與會各國的支持，促成會議達成了各項共識。這是中國代表團對于會議取得成功作出的重要貢獻，也為亞非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間發展互相關系、實現合作發展提供了指導方針。

中國倡議并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動會議達成重要共識，成為“萬隆精神”的精華。在會前，中國已經先后與印度和緬甸兩個國家共同締造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關系以及促進新型國際關系發展的基本準則。萬隆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積極倡導和推進“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亞非國家“建立友好合作和親善睦鄰關系的基礎”，強調中國“準備在堅守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亞非國家，乃至世界各國，首先是我們的鄰國建立正常關系”。中國的和解姿態與真誠態度，得到了與會各國的理解和支持。會議通過的指導國家關系的“十項原則”，就是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五項原則所體現的和平、獨立、合作、團結、協商、求同，成為“萬隆精神”的精華，迄今仍是國際公認的處理國家關系的重要準則。

中國代表團在會議期間，以高超的藝術、靈活的策略處理各種尖銳對立的分歧，化爭端為共識，為國際社會解決各種爭端提供了有益經驗。當一些國家將“和平共處”視為共產黨國家的語言而強烈反對之時，周恩來強調，亞非國家應“撇開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制度”等問題，“進行國際合作，求得集體和平”，并主動提議用聯合國憲章使用的“和平相處”一詞取代“和平共處”，避免了不必要的誤會和爭論。針對討論中的不同意見，周恩來也表示“五項原則”的寫法可以進行修改，并將各代表團發言中表達出來的觀點歸納成七項原則，打破了僵局，最終形成了“十項原則”，使會議取得圓滿成功。中國表現出來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態度，為國際社會解決各種爭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也成為中國外交思想的重要財富。

中國代表團還采取會內與會外相結合的辦法，廣泛開展外交活動和結交朋友，與不少國家進行廣泛的諒解性會晤，取得了積極成效。會議期間，中國和印尼政府簽署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規定印尼華僑必須選擇一國國籍，不再保留雙重國籍，消除了印尼以及東南亞國家在華僑問題上對中國的戒心。中國就臺灣海峽問題主動發表聲明，表明“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與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緩和臺灣地區緊張局勢的問題”。這引起國際社會極大反響，成為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先聲。中國與尼泊爾、錫蘭、也門、埃及、敘利亞等國進行接觸，促成這些國家很快與中國建交。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代表廣泛接觸，打開了中國發展與非洲和阿拉伯國家關系的路徑。中國還爭取當時美國最親密的盟國巴基斯坦承諾不參加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中國也與日本代表團進行接觸，促成高碕達之助團長日后多次訪問中國，成為推動中日友好關系發展的重要人物。

中國參加萬隆會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邁開了走向世界的重要步伐。參加萬隆會議取得的成功經驗，成為中國外交思想寶庫中的重要財富。“和平共處”成為中國和平外交的重要基石，“求同存異”和“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成為中國處理外交分歧和爭端的重要原則，由此奠定了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所倡議的“命運共同體”新目標、“親誠惠容”新理念、“一帶一路”新戰略的核心內容和重要基礎，為中國走向世界大國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