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2015年3月29日，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最后一天，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博鰲研究院等幾家智庫聯合承辦了以“智庫在決策中的作用”為主題的閉門研討會。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全國人大常委、外交部前副部長傅瑩、IMF副總裁朱民、美國亞洲協會主席施靜書和40多名來國內、國際著名智庫主要負責人以及大學校長參與此次論壇。央視此前曾推測，這場智庫論壇是今年博鰲的亮點之一，是博鰲亞洲論壇首次討論智庫作用與角色，也是自中辦、國辦推出《關于推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以來的第一場關于智庫建設的國際論壇。作為承辦方之一，筆者個人感觸最多的，是論壇傳回來關于智庫研究與思考的新動向。
三個需要重視的新問題
論壇主要分為兩個主題：“國際智庫的經驗”和“中國智庫的機遇和挑戰”兩個層面的問題。由于此前充分的溝通以及主講人的高水平，整場論壇的層次與討論質量相當高。許多結論性的觀點也是相當值得重視的。
一是時代對各國智庫的要求空前提升。大家普遍認為，目前各國智庫界面臨全球化加快、科技變遷和國際事務的即時性、多元化等21世紀的新形態。全球事務的扁平化使智庫研究需要，更多地考慮來自國際上的各類變量，需要有更廣泛的研究對象，既要聚焦在某個具體問題上深度研究，還必須要考慮來自國內外方方面面的不確定因素。技術變化的最大因素來自于互聯網，網絡的不斷升級，迫使智庫運營者需要更多利用互聯網思維，既要運用互聯網新技術進行信息采集、思想獲取、研究考量，還要充分地運用互聯網技術進行產品傳播。
二是世界對中國智庫的期待空前提升。大家普遍認為，智庫建設遇到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機遇。中國智庫有了很好的基礎，但是相比于國家崛起以及中國在世界上影響力的提升，中國智庫需要更多地跟上決策參考對知識產品的需要，需要更多的與中國新地位相匹配。目前中國對外政策的新內容，如一帶一路、G20等，使中國智庫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與運營邏輯出現了國際化的新機遇。國際新需求將會帶動中國智庫在闡述話語、國際交流與產品傳播等領域更多的改變。
三是智庫對支撐資金的數量空前提升。隨著研究的深度、廣度與調研成本的加大，以及綜合人才與專項研究團隊的需求量的加大，智庫運營成本越來越高。此時，如何構建一個持續的資金來源，如何擴展資金來源的多元化，以及增強資金的透明度，是智庫目前面臨的新型挑戰。
中國智庫發展的普遍滯后性
這場博鰲15年來首場智庫論壇上提出的三個重要問題，中國智庫在先前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以至于在實際情況中出現了普遍的滯后。
從全球化的角度看，當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等美國智庫均在中國設分部，并頻繁舉行重要研討會時，中國智庫走出去的進程還遠遠沒有開始。目前，中國智庫最多只是與國外智庫的合作，在當地開一些小規模的研討會。這些研討會通常規模很小，影響力也有限。而在那些重要的國際峰會場合，很難看到中國智庫人員的身影。相比之下，歐美許多智庫的國際觸角卻相當廣，他們一般以合作辦會的方式，可以在五大洲同時辦會，運用當地社會、媒體與政府的合作資源，在一些重要話題上最大范圍地獲得決策者的支持，擴大自己的國際影響力。換句話說，歐美優秀智庫的個人與機構生產效率、國際視野與合作能力，要遠遠高于中國。
中國智庫的互聯網化水平也相對較低。中國智庫學者通過互聯網的數據收集能力與資料整合能力相對落后，以至于分析的前沿度遠遠跟不上互聯網時代的需求。許多中國智庫的網站都處于長期休眠狀態，同時擁有微博、微信運營的中國智庫還相當少。不少國外智庫都已實現了互聯網電話、視頻與郵件群的國際會議，但中國智庫學者對此仍然是相當陌生。在諸多重大問題上，歐美智庫均形成了巨大的研究網絡，但中國智庫有時還存在著學術研究長期擁的通病：山頭主義。互聯網思維的最重要特征“開放性”，在中國智庫界還沒有形成風尚。文人相輕，而不是文人合作的狀態，在中國智庫仍然相當普遍。
對全球給予中國智庫的高期待，不少中國智庫學者也沌然不知，自我認識遠遠低于外界對其所認定的重要性。在許多關鍵性問題，中國智庫的話語路徑仍然是趨國內化的，缺乏國際化話語的溝通與傳播，智庫產品的英文資料也相當少。在研究課題上給予國際變量的考量，也相當缺乏。比如，目前中國最灸熱的“一帶一路”研究，大多數智庫研究內容都處于空想性的、框架性的論述，對于沿線國家的情況、項目摸底以及風險評估，均缺乏實地的調研，這使得一帶一路的研究充滿了不確定性。更重要的，中國智庫缺乏對海外智庫觀點的關切，對于沿線國家就“一帶一路”的憂慮、主張的思考也相當少。“以自我為中心”型的研究，是目前中國智庫研究產品無法獲得更多國際回應的重要原因。
中國智庫的資金運作也存在較大的困難。年預算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的中國智庫屈指可數，一些民間智庫的資金運作更是捉襟見肘。中國智庫無法支撐成本高昂的調研，養不起水平足夠高的研究人員，無法投入更多的成本進行國際傳播，社會資本對智庫的需求與供給也相當少。加之目前政治改革氛圍相對敏感，智庫的財務運作變得更加謹慎，這使得智庫財務運營陷入了惡性循環。相比于美國優秀智庫都處于“集團”作戰、以大量研究助理為依托的水平，中國智庫人員還是大量地存在著單打獨斗、散兵游勇的狀態。
智庫改革需要執行、落實
博鰲亞洲論壇釋放的信息，再次說明中國智庫的發展仍然處于艱難的瓶頸期。盡管有中辦、國辦《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推出，但是，在文件在各個條款在執行與落實層面，仍然存在著各種不利的現象。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發展的機制性障礙，急待掃除。筆者在之前的專欄中，已經提過不少建議，在此僅就博鰲論壇的新動向角度提出幾點看法：
從學者個人的角度看，智庫學者還需要從前瞻性和針對性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智庫研究者應當成為學術研究圈子里最有家國情懷、最有問題意識、最有社會干預力的一批人。目前智庫人員對決策解釋性、論證性的工作，仍然大大多于智庫的建設性、預警性的工作。智庫學者需要通過自身的努力，提升在決策者面前的地位與公信力，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對社會輿論、國際運行的塑造力、話語主導力。
從智庫個體的角度看，需要有更多創新思維，引進更多超越學術界以外的人才進入智庫運營的圈子，加強對媒體、政府與國際機構等的合作關系，就一些重大項目，采取專項研究、重點突破的方式，培養有國際視野的中國式智庫領軍人物，使中國智庫能力建設和國內外影響力提升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從國家政策的角度看，需要加強智庫的財力保障，拓寬資金來源。對于要打造的高端智庫，政府應承擔起智庫基本運行的資金，防止為了生存而走偏的現象。同時，應該推進《慈善法》盡早出臺，鼓勵社會各界給智庫捐款。國外的智庫，來自各界的捐贈占了其資金來源相當大的比重。我國應該借鑒國外智庫籌集資金的經驗，允許不同組織和個人給智庫捐款，鼓勵社會資本進入智庫建設。對智庫捐款的企業，國家要對其稅收優惠，對于不是事業編制的智庫，免征所得稅。一流的智庫需要一流的人才，對智庫的高級研究人員，實行個人所得稅返還，吸引高端人才進入智庫工作。與此同時，建立智庫定期公布資金來源制度。政府和社會要監督智庫的資金來源，防止非法資金流入，也防止智庫脫離應有的客觀中立立場。
總之，面對新挑戰，中國智庫界都需要在研究內容、交流機制、運營方式和傳播路徑的改革落實與執行。在確保中國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為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歡迎關注人大重陽新浪微博：@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