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牽頭，聯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等單位成立的“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理事會成立會議暨專題研討會8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郭業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來明、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朱之文分別出任理事會共同理事長。會議討論通過《“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章程》，并發表《“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成立宣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在會議上表示，從國內經濟發展的走向，能看到一帶一路戰略實際上是一個國內、國際的大思路共同形成的戰略。在很長的時間里，中國經濟到了什么樣的轉折點，首先要看中國發生了什么變化，當勞動力不再寬裕，工資成本上升時，整體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源成本就上升了，相應的我們會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中央把這個定義叫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們面臨著一系列的重大抉擇，就是我們未來會走什么樣的路徑。根據歷史經驗，我們會有幾種不同的路徑。一種是歐洲、北美表現的那樣，到了一定新的發展階段，還能夠保持技術創新，生產力進步，因此能夠維持應有的經濟增長速度，最后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同時還在繼續創新，引領世界經濟。

還有另一種可能性，是一種幸運，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到一定的階段，跨越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接下來會更快，會出現一些政治上的錯誤，陷入到高收入陷阱，比如說日本。當然還有更糟糕的其他很多國家，比如拉美和南亞，長期處在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里面——有些在中等偏上甚至中等偏下的收入國家，我們把它叫做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說，我們現在面臨著一些選擇，一方面面對不同的命運，另一方面我們可以主動選擇，這個選擇就是打破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一個傳統的東亞發展模式，叫飛雁模式，像一個大雁群一樣。過去日本走在最前面，它靠勞動力進行產業發展出口導向，后來勞動力成本提高了，就把相應的產業和投資轉移到第二梯隊的國家和地區——亞洲四小龍等。

接下來這些國家和地區，也經歷了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依次轉向了東盟國家、中國的沿海地區。我們過去30多年，特別是加入WTO以后的十幾年里，充分利用了人口紅利，廉價勞動力，實現我們比較優勢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取得了高速發展。接下來中國發生了新的變化，作為新常態的一種表現，就是經濟增長減速了。

具體來說，我們很多產業的比較優勢逐漸顯著了，競爭能力不強了，因此看到很多產業被轉移到周邊國家，東盟國家。在這個過程中，看上去傳統的飛雁模式又在中國重現了，但是我們心有不甘。

首先是從沿海地區一下就飛到了鄰近的其他國家，中間隔了我們自己的中西部地區，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現象。第二，回過頭來看中國的國情完全可以改寫傳統的飛雁模式，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不僅僅是指經濟總量，還包括人口眾多、地域廣闊，更體現在巨大的區域差異上。

當沿海地區進入到一個特定的發展階段之后，有相當多的城市，甚至有些省份，按照現在世界銀行的標準，已經高出國家的收入狀況了。但是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還有大量不同的經濟發展狀況，人均收入水平偏低，技術相對落后，產業不發達，甚至人口剩余勞動力還存在。因此，我們具備這樣的條件，第一步把傳統國家之間的產業轉移、投資轉移這樣的飛雁模式，擴展成國內版的飛雁模式，這里我們應該創造很多基礎條件，例如戶籍制度改革，區域平衡戰略，使中西部地區有更好的投資環境，終究有一天我們還要往外走，因為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已經在中等偏上收入的發展階段。

2020年以后，我們會大幅度地靠近中等偏上到高收入國家的邊界口，跨入這個邊界以后，中國整體就進入到更高的臺階。那時飛雁模式就要延伸出去，過去我們把飛雁模式拉長了，把它深入到沿海、中部、西部地區，變成一個梯度式的發展。今后進一步擴展，會變成一個中國區域戰略和國際戰略相結合的模式，因此飛雁模式在中國可以轉化成飛龍模式，飛龍就是從沿海到內地再走出去。

蔡昉最后強調說，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僅當前有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對外開放的需要，更要為未來未雨綢繆，創造必要的態度。過去人們只注重按照比較優勢來重新配置生產能力，那么未來不僅要適應全球性的需要，也要適應中國這樣一個大的國家和大的規模和高收入的群體。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個全球發展戰略，把產能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配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帶一路戰略是一個從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出發，兩個資源，兩種資源，兩種市場的綜合配套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