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社會治理，不僅是要保一方平安，也不僅僅是涉及維護社會秩序，更重要的是要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在解決重大經濟社會問題過程中發揮各自的優勢，建立起一種高效、快捷、低成本的社會運行機制。這種機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必須適應新態勢，隨發展的階段性的變化而不斷完善。在當前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社會變遷和轉型也出現一系列新態勢，或者說在社會發展方面呈現出一些重大轉折時期的特征，這對社會治理提出新的挑戰，也預示著新的發展機遇。

城鎮化發展的新態勢

國際上城鎮化的發展階段，通常分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區化、逆城鎮化、再城鎮化等幾個階段。我國城鎮化水平從2011年開始超過50%，2014年估計會達到近55%。我國城鎮化是一種加速型、跨越式的發展，一方面人口向城鎮的集中還沒有結束，同時城鎮郊區化和逆城鎮化的階段已經展開。這預示著一種新的趨勢的到來，雖然這些跡象還只是以農家休閑、鄉村養老、城市人經營鄉村第三產業等形式表現出來，但卻是一種未來大潮的征兆。城鎮郊區化逆城鎮化并非城鎮化的倒退，而是城鎮化發展的新階段，是城鄉一體化的提升，孕育著巨大的新的發展空間。雖然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恐怕很難單靠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解決城鎮化問題，但估計我國城鎮化要到2035年前后達到75%才會穩定下來。在這方面我國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結構變動彈性，應當因勢利導，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這種新態勢也對流動人口的管理提出新問題，在城鄉戶籍分割的情況下，既要做好數以億計的進城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管理工作，也要做好城市人走入鄉村休閑和經營的管理工作。

就業和勞動力供求關系的新態勢

中國的失業率在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情況下并沒有出現惡化，反映真實失業情況的城鎮失業率調查，與統計口徑有一定局限的城鎮登記失業率非常接近，這在過去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時候是從未有過的，是一種意外的驚喜。在經濟增長下行的時候，現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企業卻很擔心春節農民工返鄉之后不再回來，這在過去幾十年經濟周期變動中沒有發生過。這主要是三個因素促成的：第一個因素是政府大力促進新增就業的措施發揮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業崗位1000多萬個；第二個因素是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發揮了就業拉動作用，而服務業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高于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如北京的快遞服務業和汽車代駕服務業這種新業態的就業崗位大幅度增加；第三個因素是勞動力供求關系確實發生了深刻變化，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和勞動力人口總量都已開始下降，未來我國甚至會出現比較突出的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理論上測算的農村大量富余勞動力，由于農村勞動力的普遍老齡化和年齡匹配原因，已難以轉移成有效的工業勞動力供給。中國的就業政策選擇必須高度關注這一新的變化趨勢，適應勞動力工資成本上升的新態勢，加大勞動力的培訓，把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作為效率提高的新增長點，這方面我國還有很大的潛力。

收入分配變化的新態勢

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拉開收入差距、促進經濟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場經濟本身規律的雙重作用下，收入差距總體上呈一路擴大的態勢。這種態勢到2008年達到頂點，基尼系數為0.491。此后至2014年，基尼系數開始緩慢回落。這得益于三個因素：一是城鄉差距開始縮小，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連續4年增長速度快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區域差距得到控制，相對發展滯后的中西部地區已經連續近10年經濟增長速度快于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三是大規模減貧取得明顯成效。在目前的世界大國中，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大國的收入差距都在擴大，只有中國和巴西出現了轉折。我國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為增加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力量和轉變發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條件。但目前我國在國際比較中收入差距仍然過大，這不僅不利于經濟的增長和公平正義的發展目標，也成為引發各種社會問題的深層原因，必須下大力氣進行治理。

職業結構變動的新態勢

2013年，我國經濟產出總量中，第三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達到46.1%，2014年延續了這種態勢，而到2016年有可能我國第三產業比重將首次超過50%。這是我國即將從工業化中期轉入工業化后期的重大標志。由于服務業的就業彈性高于工業，更高于農業，這種經濟結構的變動，也會深刻地反映到職業結構的變動中。或者說，我國或將開始一個新的職業結構階段，即所謂“白領時代”，即在全部從業人員當中，白領從業人員占到多數。西方國家一些有爭議但備受關注的議題如“大眾消費時代”“中產階層”等都是在這個階段提出的。“中產階層”的形成，一方面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和主流價值觀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一個多樣性、個性化時代的到來，社會治理將面臨新的局面。

居民生活消費的新態勢

新世紀以來，我國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連續十幾年都呈下降態勢，但近兩年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特別是最終消費和居民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日益強勁。根據2014年上半年的數據，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54.4%，拉動GDP增長4個百分點，國內消費已經超過投資和出口，成為最主要的經濟增長推動力量。雖然我國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但以多樣性、個性化為特征的大眾消費方興未艾，特別是通訊、休閑、旅游、養老、家政、醫療、教育、健身、網購等新型大眾消費快速發展。大眾消費時代也日益產生“消費主義”偏向，“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和社會浮夸之風盛行，一旦出現經濟緊縮，極易產生社會滿意度下降和相對剝奪感，這是在社會治理中值得警惕的問題。

老齡化的新態勢

截至目前，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數已超過2億人，占總人口的14.9%。人口老齡化問題已經成為21世紀的全球性難題，而我國將擁有全世界最龐大的老年人群體，現在每天有2.5萬人進入老年。我國老齡化的特點是，不僅數量龐大，而且速度快，年輕人向城市集中，農村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我國老齡化給養老提出新問題，在家庭結構迅速小型化的背景下，家庭養老的傳統機制受到威脅，社會養老安全網的建設更加重要。規模化的集中養老畢竟是少數，居家分散養老仍將是普遍形式，社區老年人的餐飲、醫護、照料、緊急呼救等社會服務亟須發展。這些都需要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更好地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降低社會治理成本，提供更好的社會服務。

從社會變遷和轉型的這些新態勢看，我國還有很大的結構變動彈性和發展空間，要適應經濟新常態和社會變遷新態勢，創新社會治理的體制機制，促進我國在未來20年經濟社會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