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先生在“首屆中國智庫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很高興今天參加這個會，因為多年以來，我一直關注智庫，也從事著這方面的工作。剛才于今同志已經(jīng)介紹，我在中國民主建國會當了11年主席。民建中央是聯(lián)系經(jīng)濟界的，所以我多年在民建中央和人大委員會的時候和很多領導有諸多的接觸，起碼每年正式的會議有四次，平時還有一些特殊的問題征求意見。所以，每次征求意見都要準備和思考，這本身對我們也是調(diào)研、思考、學習、提出建議的過程。我兼任了8年國家自然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的主任。1996年管理科學部成立，朱镕基同志出席座談會提了8個字叫“管理科學，興國之道”這8年里我們通過管理科學的研究來服務于決策。

我一直擔任中國軟科學研究會會長， 1986年國家開了軟科學工作座談會，明確軟科學是一門綜合的科學技術，主要任務是給各級各類決策提供支持。現(xiàn)在我退下來以后，還是從事著有關的事情，一是我是國際金融論壇的主席，今年第十屆了，每年通過這個論壇也是提出政策建議。二是我在中國科學院設立的一個虛擬經(jīng)濟和數(shù)據(jù)科學研究中心，擔任主任，也是做政策、金融方面的研究。

記得1998年我率領中國管理科學家到美國、加拿大考察回來以后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報告有四個內(nèi)容，其中第四個內(nèi)容就是推進中國智庫的建設。因為我們在美國加拿大調(diào)查時，特別是美國幾個主要智庫我都去訪問過。我覺得中國確實需要建設更強有力的智庫。

結合今天會議的主題，重點談中國智庫建設的問題。所以我的題目是“中國智庫的素質(zhì)和責任”。

智庫的責任：支持決策

智庫究竟干什么呢？我認為這個問題很簡單，就是支持決策。再細化一下，智庫作為支持決策來說它究竟該起什么樣的作用？我提出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智庫支持決策要做四件事兒：1）、探討理論基礎。2）、評鑒國外經(jīng)驗。3）、完善政策框架。4）、分析實施難點。

這四個方面都非常重要，這些年來我研究了很多方面的課題，出版了我的一個重點選集《中國經(jīng)濟與發(fā)展改革研究》三卷本，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內(nèi)容。

第一，探討理論基礎。任何問題背后都有它的理論在里頭，這個理論基礎如果不合適，就有可能造成方針政策上的錯誤。比如說公平和效率的關系。這是很重要的關系，我曾經(jīng)講過沒有效率的公平是低水平的公平，沒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穩(wěn)定的效率。公平和效率始終是個大問題。

最近有人提出“公平優(yōu)先、兼顧效率”，我是不同意的，這種提法不完整，應該是公平和效率并重。如果我們不講效率了，那怎么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怎么創(chuàng)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怎么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zhì)和文化需求呢？當然只講效率不講公平社會不穩(wěn)定，最后也沒有效率可言。這些都是方針性、原則性的問題。最近我提出“四大關系”要解決好：法治和人治，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場，集權和分權。這是我在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提出來的要處理好的問題。這些都是理論問題，再細節(jié)一點的社會保障也有理論問題，社會保障里的代際公平和代類公平如何能夠兼顧，這也是一個理論問題。

第二，評鑒國外的經(jīng)驗。有一位領導同志考察一個國家，可能會覺得這個國家情況挺好，而另一位領導考察另一個國家覺得這個國家也不錯。但究竟怎么弄？我們需要把各個國家的東西拿出來經(jīng)過分析比較提出建議。醫(yī)改也是這樣，有的同志去意大利覺得意大利的模式不錯，去英國看英國的模式不錯，到美國看覺得美國的模式不錯。究竟每一個國家醫(yī)改方案優(yōu)缺點在哪兒，比較上怎么樣，對于中國究竟采取哪一種模式比較好，這需要智庫來研究和評價。

第三，完善政策框架。一個政府制定出來政策，它是一個大的政策框架，在框架里很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沒有考慮到的地方。人大立法就有這個問題，法是立了，具體細節(jié)由執(zhí)行部門去制定，法都由具體執(zhí)行部門制定細節(jié)的話，就等于把立法權交給了部門，到時候就會出現(xiàn)部門利益體現(xiàn)到法律里。這次我看德江同志擔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就強調(diào)，立法要細，不細的話這個法執(zhí)行起來就有問題。

第四，分析實施的難點。沒有十全十美的政策，沒有一成不變的政策，任何一個政策都在利弊權衡之后定下來的。今天一個政策過了若干年以后，可能就需要修改；今天是好的，但過若干年以后可能就出問題，就是要改動。像這些問題，我們在實施過程里分析它的各種情況是非常必要的，因為任何政府都很難預計一個政策下去以后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情況。第一次房改以后我就收到婦聯(lián)的情況反映，說現(xiàn)在結婚的人多了，離婚的人也多了。為什么呢？因為當時是要趕最后一班福利分房，你不結婚分房分不了，所以很多人就趕快結婚，不管感情承受不承受，結了再說。為什么離婚的人多了？因為要把公房賣給個人，一家只能一套，原來兩個公房，兩口子兩個單位，只能保留一套，怎么辦呢？先離婚，先把房子保留下來，至于以后能不能復婚是另外的問題。至于實施難點問題，最近也出現(xiàn)離婚的，新的“國五條”出來也出現(xiàn)這種情況，這就需要我們智庫認真分析和幫助政府做好決策。

智庫的責任：分析決策可行性

現(xiàn)在真正做可行性研究的單位實際不是做可行性，是做可批性研究，就是說怎么能夠讓中央批。結果所有可行性報告都是可行的，這就非常危險。很多我們的決策失誤往往就出現(xiàn)在這些地方，一種根本是由于有腐敗在里頭，這個項目就是豆腐渣工程，建的時候有GDP，垮了重建還是有GDP，這種GDP有什么意義呢？它完全是有害的。還有一種是可行性研究做了，為了項目批，項目批建成了，由于市場、原料等原因不能投產(chǎn)，建設的時候能拉動GDP，但建成以后就趴在那兒，不能繼續(xù)發(fā)揮作用。還有一種是過于超前了，我覺得適度超前可以，過于超前就會造成問題，比如我聽說100個城市要建地鐵，一公里地鐵5—7億投資是最少的，100個城市要建地鐵，你看他可行性報告都是可行的，但你應該仔細研究是不是真的可行。根據(jù)我的了解，國內(nèi)的地鐵沒有一家是不賠錢的，建成以后財政就得大量地貼錢。當然，大城市為了解決居民的交通問題建地鐵是必要的，但是不是100多個城市都有必要建地鐵，要看可行性報告它都可行，所以我們智庫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不是光說yes，也要會說no，這就需要有勇氣了，而且不能沒有根本地說no。

我曾經(jīng)說過要做6個方面的可行性研究，第一是技術上是可能的；第二是經(jīng)濟上是合理的；第三法律上是允許的；第四是操作上是可以執(zhí)行的，你提出意見，如果操作上不能執(zhí)行，這還是有問題；第五是進度上是可以實現(xiàn)的；第六政治上可以為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的。只有這6個可行性，我們都能夠看透了，這個項目才真正是可行的。否則你報告是可行的，實施起來就不可行，所以我們智庫的責任就是既要能說yes，而且為什么能夠yes，而且也要能說no，為什么是no。我認為這是智庫很重要的職責，不是光說好，而且有問題了還要把問題擺出來。

智庫的素質(zhì)

第一，實事求是，要多講真話實話，少說空話套話，不說大話假話。如果智庫來講大話假話，那就非常得危險。空話套話一點不說可能也不行，但要少說，你說了半天沒用。我記得李瑞環(huán)同志跟我講過，你們第一頁的報告我根本不看，因為第一頁沒內(nèi)容，是空的東西，從第二頁看起，所以，中央領導也不希望聽那些套話，你要有意見就直截了當，開門見山，直奔主題，這個我覺得非常重要，但要做到實事求是也確實不容易，因為一方面有些問題確實比較敏感，作為智庫來說你提還是該提，但有的只適合在內(nèi)部提，不適合在公開的場合去深入地講，這個我們體會還是很多的。內(nèi)部提的話，領導還是認真聽的，當然你要公開講的話，有些問題會造成一些誤會和混亂，可能是有這樣的問題。我認為作為智庫來說，講實話是基本的素質(zhì)和道德的要求，如果沒有這個要求，這個智庫就沒有用了。如果智庫只是論證領導的講話，像有些官方智庫一樣，那就沒有任何意義。我們不能單純論證，從那四條上說yes，說清楚它的理論基礎，憑借國外的經(jīng)驗，完善它的政策框架，分析它的知識難點，總體這個政策是可以的，但要真正在它的基礎上能夠有很多智慧的東西加進去，如果你說no的話也要敢于說為什么是no。這個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是非常重要的。

智庫支持決策，但本身不是決策者，所以往往有時候混淆，有的人提了意見以后，領導沒有接受就心里不舒服。這也正常，我也有這樣的情況，說實話我提的意見接受的可能也就60%、70%吧，能有70%就不錯了，為什么？

領導、執(zhí)政的人站在他的角度上對一些問題的考慮和我們作為智庫的人來考慮也不見得是完全一樣的。所以，我曾經(jīng)講過，完全不聽參謀意見的領導是獨裁的領導，完全聽參謀意見的領導那是無能的領導，全聽參謀意見你有什么？所以，作為領導來說成見不可有，主見不可無。領導的主見要考慮更多的方面和因素，所以你有的意見不被接受是完全有可能的；你的意見不被接受你要反過來反思，你的意見是不是不夠完整，可行性有問題，那么你要從6個可行性角度認真分析，補充完善你下次再可以提出來，如果你認為對的話。

是不是你的意見提的時機有問題，雖然你的意見是好的，但時機提的不對，如果是這樣的話，你還是可以再過段時間提出來，民營金融機構或我當民建中央主席時候，2005年組織對國外進行考察，當時給中央建議設立民營社區(qū)銀行，我們具體提出來天津搞兩個試點，但最后經(jīng)過中央研究沒有采納，在十八大報告看，加快民營金融機構建設，人家提出來了，現(xiàn)在提出這個課題就有可能會被接受。還有你意見本身是不對的，是不可行的，當然就撤銷了。所以，實事求是要做到確實不容易，但這是我們對智庫素質(zhì)要求的首先一條。

第二，智庫研究要有科學的研究方法。我認為，現(xiàn)在中國智庫最大的問題是研究方法、水平要提高，要有科學的研究方法，首先要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把論點和論據(jù)相結合，現(xiàn)在有的智庫提出來的論點有驚人之語，說的也有道理，但他沒有數(shù)據(jù)做支撐，如果沒有充分的數(shù)據(jù)做支撐的話，你這個意見盡管很有說服力，很驚人，但很難說服這些人，因為你沒有數(shù)據(jù)做證明。返過來，可能有的智庫羅列了一大堆數(shù)據(jù)，但只是就事論事，沒有從這些數(shù)據(jù)里提煉出真正的精華，真正是智慧的建議。所以，這兩點我們都必須要結合。怎么做？要把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結合，而定性分析是要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

定量分析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大家可能知道，我們做多次政策研究的，定量分析首先你要問題導向，只要把問題定義出來，把目標體系分析出來，要分析現(xiàn)狀。分析現(xiàn)狀時我們也有毛病，有的智庫舉幾個例子就作為證明了，這不行的，分析現(xiàn)狀一定要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和案例研究相結合，沒有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見不到整個森林，你舉的個別幾個例子作為證明那是容易誤導的。比如我要證明四川人不吃辣椒，我至少可以找出十個不吃辣椒的四川人，最后得出結論四川人不吃辣椒行嗎？不行。如果只有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沒有案例分析，你的研究也是有問題的，因為統(tǒng)計是把每個個體看成是一樣的，而實際上每個個體都是有差距的，要通過案例分析，發(fā)現(xiàn)問題，認真看共性和個性的問題。在這種情況底下，我們要既見樹木又見森林，這是當前我們智庫在研究方法論上的重要性。

就數(shù)學模型而言，總是會有很多的爭議。研究這方面的人，特別是研究金融的人都特別相信數(shù)學模型，數(shù)學模型是重要的，因為建模過程里舍棄一些次要的變量，把重要的變量選擇好，把它相互之間的關系搞清楚，這對于你進一步的定量分析很有幫助。問題是，你要有正確建模的科學方法，要真正能夠山篩選出最關鍵的變量來，把變量之間的關系從定性相關關系，正相關、負相關，半定量到定量，如何把定性的變量給量化，比如文化變量完全是定性的，你怎么把它變成定量的呢？現(xiàn)在一般應用的都是所謂系統(tǒng)識別辦法，構成多元空間，分解成若干組成部分，構成一個多元空間，再降維下來看看它之間的影響和續(xù)變量的情況，這都是需要我們做大量的研究工作的。

當然，在研究過程里我們還要吸收專家的意見，專家的人腦和電腦相結合。通過這個研究以后再上升到政策的建議。這樣一個過程，我認為現(xiàn)在我們大家講頂層設計，頂層設計要沒有這樣一些科學方法的支持，那我覺得就是憑著人腦袋提出幾條意見可能是不夠的，所以我們還是要把我們的研究建立在這樣定型和定量研究相結合的基礎上，建立在論點和論據(jù)相結合的基礎上，讓我們提出的每個論點都有充分的事實，科學的推理相支撐。這點我覺得也是我們做智庫研究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當然，現(xiàn)在從科學研究、決策研究的方法來說，也在不斷有進步，不斷有新的東西，這也是我們要注意吸收的。比如復雜性科學的研究方法，計算模擬，個體和相互之間的作用研究組織的自組織、自學習、自適應，值得我們學習。我認為智庫的方法要重視，而且要認真地學習。

第三，智庫要真正兼容并蓄，百家爭鳴。任何一個智庫做出的結論都不敢說是完全正確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希望能不同的智庫提出不同的報告，然后再經(jīng)過整合，得出更好的結論。這在美國政府經(jīng)常這樣，他一個課題往往委托三個智庫去做，不是一個智庫做，三個智庫做完以后再綜合起來。國家以前是委托一個智庫做，做完以后也就一個結論，這也不行。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委托不同的智庫去做。

確實各個智庫由于人才的素質(zhì)、背景以及它被所代表的利益情況不一樣，有可能就會造成結論的不一樣，只有這樣才能夠便于上面全面地分析這種可能性。我覺得我們作為智庫的研究，當然你要相信自己的結論，第二你要認真看別人的結論，特別是現(xiàn)在三中全會以前，各種思潮都涌現(xiàn)，都希望影響三中全會的決策。最近陳恩富通過講了一篇文章，社會從左到右七種思潮，都有一定的表現(xiàn)，他把自己歸成“創(chuàng)新馬克思主義”。當然，這七種思潮表現(xiàn)出來，我們都要認真分析和研究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理解它的問題在哪兒，什么才是最后正確的。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而且我看網(wǎng)上有個問題，網(wǎng)上的學術思想不是學術爭論，弄到人身攻擊了，甚至這一排的人在書店簽名售書被圍攻，這太不符合百家爭鳴的精神了。民主的精神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尊重你發(fā)表意見的權利，結果現(xiàn)在網(wǎng)上有的是互相謾罵，或者扣帽子，說你是特務之類的都有。我覺得這種情況就不大合適了。

第四，智庫要有合理的結構。智庫是個群體，不是個體。它這個群體要有合理的結構，每個人自己要有合理的知識結構，作為整個全體也要有合理的結構。看蘭德公司，看布魯金斯學會都是這樣，有合理的部門和人員結構，希望我們智庫里每個人既有專業(yè)科的深度，學科的廣度，科學的高度和前瞻性的遠度，3個空間維+1個時間維，他才能作為整個智庫的研究人員。作為智庫來說要有層次，要有功能，一方面要有層次結構，另一方面要有功能結構，實際是個矩陣式的組織形式，這樣才能充分發(fā)揮你的組織優(yōu)勢，在一定人員來了以后，你組織適當?shù)年犖樽鲞@個事情。

中國現(xiàn)在來看，民間智庫在興起，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是一些金融機構、證券公司、保險公司自己設立的研究機構，他們?yōu)榱藰I(yè)務也要研究宏觀經(jīng)濟有關問題。另一方面，東中西部區(qū)域研究院，海南研究院這些研究智庫，他們既不是政府的，也不是企業(yè)的，我認為可能算是第三方的社會力量的支持下，這也是很重要的。因為第三方就是政府是一方，企業(yè)是一方，社會各方面力量也是一方。

這三方還是政府的力量最強；企業(yè)因為是為企業(yè)服務的，很難脫離掉企業(yè)本身的利益，所以第三方客觀的非政府智庫非常重要，而這方面確實現(xiàn)在想建立起來不容易，首先經(jīng)費就有困難，當然我不是說不能接受政府的課題，不能接受民間的課題，當然可以接受，接受地方政府的研究課題都可以，但畢竟經(jīng)常運行的經(jīng)費問題，課題不十分穩(wěn)定的。如何能夠使得第三方的智庫能夠生存下去很重要。

我的建議，是不是能在自愿的基礎上設立基金來支持這些智庫的發(fā)展。這個基金可以靠企業(yè)的資助，也可以靠政府某種資助，但要說清楚，這種基金不能夠影響智庫的研究，只能是給智庫研究以支持，但不能要求說我捐錢，你得給我做出可行性結論來，這就沒意思。通過基金的辦法支持第三方智庫的研究恐怕是個可行的辦法。

總之，智庫的責任一是支持決策，二是對決策可行性進行認真地評估。希望在智庫建設上要有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要有科學合理的方法，要有兼容并蓄的精神，最后要有人才合理的結構。非政府的，第三方智庫是當前我們需要加強建設的，我希望能夠在它的資金支持上通過基金的方式，通過社會上對智庫的認識和重視能逐漸發(fā)展壯大。

本文刊《中國智庫》第五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