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高端智庫建設，要創新組織運行形式，建立需求與供給直接聯系機制、信息享用機制、經費保障機制，健全內部治理機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在3月25日的高端智庫建設專家座談會上強調。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戰略高度，為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智庫建設和發展設定了目標和方向。其中，“建設高水平科技創新智庫和企業智庫”再次強調科技創新要與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對科技智庫建設提出新要求。

注重戰略性和前瞻性

目前，我國智庫機構基本參照政府機關或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的體制設立。政策研究大多是通過科研項目形式由科研和管理人員完成。華東理工大學教授藍閩波認為，一直以來，我國智庫未能形成一種長期的、預見性的管理模式。“而且與國家科技與產業相關的智庫比太少了”。

作為納米研究專家，藍閩波告訴記者，當年美國就是憑借斯坦福研究院的一份有關納米發展的報告制定了相關政策，從而保持了國家的戰略領先。所以，同時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藍閩波，在今年兩會上提交了一份《聯合各類資源，推進高水平專業化智庫建設》的提案。

藍閩波列舉了國際上已有的關注科技與產業發展的優秀智庫，例如美國斯坦福研究院、韓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院等。“這些機構不僅會針對具體的研究領域提出未來發展報告，同時也對科技與產業政策予以關注，并給出相應研究報告供政府參考。”

據藍閩波介紹，去年，由韓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院參與完成的《未來10年預測研究報告》，在優先領域和必須發展的技術推導過程中，十分注重與國外比較，以及技術領先性與市場投資關注點之間的關系。“他們為此聘請了2000多個專家，從產學研、專利、論文、情報、影響力指數等方面綜合評估，對120項關鍵技術與國際最高水平國家進行比對。”

“目前我國類似的發展規劃和戰略報告大多出自科技和管理專家。”在藍閩波看來，專家們對自己的專業領域提出見解，相關部門再根據這些建議，制定相關規劃，確實對我國科技發展起到一定的引領作用。“但產業所涉及的不僅是科學問題，它更是一個系統工程，僅由科學家判定產業發展是不全面的。”藍閩波認為，科技和產業的關系需要不同專業的人員多角度進行研究。

聯合多學科的跨界研究

“怎么把科學研究轉化為政策性的語言？”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毅表示他不歡迎“要加強什么”“要保護什么”這樣的表達，“應該揭示其背后的需要政策究竟是什么，這就需要不同學科背景的專家都參與進來，包括科學研究、政策研究、經濟、法律等等。”

“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要考慮到儲能技術、智能電網、分布式能源、成本效益等眾多因素。”王毅是研究生態環境的專家，他指出，化石能源、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都同時存在優缺點，所以需要通過全局研究讓更多人的參與評估，兩害相權取其輕。“每一種技術的發展都存在局限性，把握專業和全局之間的關系非常重要。”

“應該充分發揮科技學會和協會的作用。”藍閩波認為，各類科技學會、協會是由專家組成的社會團體，他們來自于不同的科研單位和企業，應該將他們發展成為建設我國科技和產業智庫的重要力量。

支撐一流智庫的人才，不僅要有扎實的理論和獨到的研究方法，還要深刻理解中國國情，同時對政府運行和決策十分了解。這種人才往往比較稀缺，王毅將其定義為“戰略科學家”。“國外很多智庫是‘因神設廟’，比如請一些已經退休的總理、部長擔任顧問。”在王毅看來，應建立政府官員和智庫研究人員的角色互換機制，通過這種“旋轉門”制度，把國家治理經驗帶到智庫去，把智庫研究思維帶進政府決策部門。

如何保持獨立性

獨立性和非營利性是國際上智庫普遍恪守的準則。歷史最為悠久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座右銘就是“高質量、獨立性和影響力”。王毅認為，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改善民生的公益性大前提下，智庫研究的獨立性應體現在獨立研究上，“保障智庫自主選題，而不是被外界強行出題。”

“有些研究在短期內可能看不出作用，也許某智庫幾年前研究中亞問題，當時并不能被理解和重視，但現在中亞問題就對‘一帶一路’戰略派上用場了。”王毅指出，不宜對智庫所做研究過多干涉，要在評價機制上創新，例如引入國際評估等多元評價方式，處理好“短期和長期”的關系。

“可以采用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優先購買高質量的研究報告。”在藍閩波看來，獨立性不意味著不接受社會和政府資金資助，非營利性也不是不能用研究成果換取運營經費。“斯坦福研究院對中國化學化工研究機構研究能力的評價報告就被BASF等和中國有相關合作的大型跨國公司高價收購了。”藍閩波認為，只要建立起科學的采購標準和程序，智庫成果采購制度能激勵智庫產出更優質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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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的歷史演進

智庫是“思想庫”“腦庫”“外腦”、咨詢公司、智囊團或其他智囊組織的通稱，是由多方面專家、研究人員組成的跨學科公共研究機構，為決策者提供政策建議和決策咨詢，通過各種研究成果和公共媒體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會輿論。世界上著名智庫——蘭德公司的創始人弗蘭克，科爾博莫曾經用“思想工廠”定義智庫。

我國古代統治者的“食客”“軍師”“師爺”“幕僚”等，西方國家諸如古希臘亞歷山大身邊的著名學者亞里士多德等謀士、咨詢人員，都應當說是最初形態的智庫，它表明對智者作用的重視，很早就構成了國家治理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

現代意義上的智庫真正發展于二戰以后的西方國家，大體表現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智庫產生并開始發展時期，從西方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開始，到二次世界大戰。啟蒙運動強化了科學精神和理性觀念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客觀性、專業化思維在發展理念、決策部署中受到更多重視。工業革命使專業化分工越來越細、發展所面臨的現實問題越來越復雜。于是，專門為決策服務的各類咨詢研究組織應運而生。一般認為英國是智庫最早的發祥地，成立于1884年的費邊社是最早具有智庫研究特點的組織。

第二階段是實質性發展時期，從二戰結束開始，到20世紀90年代。二戰結束后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各種社會矛盾與問題堆積如山，國內矛盾突出，國際政治中以蘇聯與美國各自為首形成的兩大陣營，都對綜合性、前瞻性決策研究提出了需求。20世紀70年代之后，新科技革命和新技術的廣泛運用，使智庫從事專業研究具備了現代方法和技術。世界各國智庫的發展如雨后春筍，不僅囊括了各種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及其專家，專業分工的精細化和綜合分析的系統化也契合于一體。同時，法律制度日漸健全，智庫的行為與運作趨于制度化、規范化。美國成為西方國家智庫發展的中心。

第三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是智庫改革創新、力求實現新突破的時期。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際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各國都面臨政治生態的調整過程。智庫的作用逐漸在全世界范圍為人們所認可，已成為現代國際政治與社會發展的一大特征。在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情況下，智庫本身為更好地實現向政策制定者灌輸其思想進而影響決策的目的，也結合不斷變化發展的形勢實現著自我調整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