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庫產品的購買方與使用方。智庫與政府之間應建立起怎樣的良性關系？政府應該怎樣有效利用智庫產品？

鄭永年： 做智庫的人都在強調獨立性。的確，獨立性很重要，但這種獨立并不意味著反政府、唱反調。智庫不可能脫離政府，我們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服務政府、影響決策，并且依賴于政府的收購服務，經濟上也不是完全獨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場，尊重事實，保持客觀性，研究過程、人員配置、結論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預，這就是一種獨立。智庫的職責不是當意見領袖。為政府辯護但提不出有益建議，批評政府而沒有建設性意見，都是不可取的。

政府與智庫之間的關系也有多種模式。例如美國智庫，一類是像蘭德公司那樣，實行政府定點采購。一類主要靠企業捐助開展研究。再以新加坡為例，政府向智庫收購服務，我們引入市場機制，引進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監管我們，有一套比較成熟的監管機制。此外，歐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尋找參照，逐步建立起最適合自己的一套模式。

政府采購智庫提供的社會服務，目的是輔助決策、影響現實發展，因此，智庫應有責任意識，對自己提供的專業性產品負責。培根說“知識即權力”，智庫成員不能濫用這種權力，心里應該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時刻擔著社會責任甚至法律責任的。而中國現在并沒有建立起這樣一套管理體制，大部分智庫也遠沒有形成這樣的責任意識。因此，在國家層面上，應考察借鑒國外相關的智庫監管治理體制，盡早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智庫監管和考核機制。現在有一種誤區，認為先把智庫機構建立起來，再去考慮管理和追責機制。其實不能等，應該同步甚至是先行地進行機制建設。

●記者：合格甚至優秀的政策研究者應該是什么樣的，這對人才培養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庫研究的學者應該怎樣完成身份角色轉型？

鄭永年： 智庫所追求的理想狀態，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為“知行合一”。智庫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間搭一座雙向橋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轉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為“知”。

正因為是處于“知”與“行”之間，智庫成員必須同時具備“知”和“行”兩方面的素質。如果說哲學家關注的是事物或者現象的理論邏輯，那么智庫成員作為政策研究者，關注的更多是實踐邏輯。首先，智庫成員要能夠分辨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探索一種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實際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夠結合實際，給出不同的政策途徑選擇，并把這些政策途徑放在宏觀環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訴政府每種政策選擇將會導致的后果。最后，智庫應該致力于把“行”上升為“知”，即把一些政策實踐提升為概念和理論。只有這樣，中國的最優政策實踐和政策思想才能順利進入世界“政策市場”，把握國際話語權。總之，智庫成員應該具有哲學家和政治家兩方面的素質，這個角色并不好擔當。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智庫人才所需要的知識體系從哪里來？大學里可以找到各種門類的教科書，但智庫所需的實踐經驗卻難以從書本中獲取。傳統教育模式培養出的學者，最大的問題在于和政策體系脫節，沒有這方面的經驗與知識儲備。美國有“旋轉門”機制，人才在政府與智庫之間有序流動，打通了學術和政策研究的隔膜。這是國際智庫比較公認的人才培養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國國情。可以嘗試借鑒新加坡模式，用市場機制引進人才，人員跟著項目走，隨時流動，并在堅持專業所長的基礎上不斷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實際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樣，也有自己的市場。研究者不進入這個市場，就什么也不懂；進入之后，隨著研究經歷的積淀，就會越來越得心應手。所以，智庫學者要讓自己進入這個市場，像“活水”一樣流動起來。

對學者來說，還需要注意一點：要在作為學者的學術自由和作為智庫的責任之間找到平衡，遵守智庫應有的紀律和規則。

總之，智庫建設有可能撬動中國人才培養模式的轉變，從而推動整個中國的知識創新、知識創造，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