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新利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野村綜合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民間智庫，也是日本代表性的智庫。《企業化智庫的典范：野村綜合研究所》較為全面地梳理了野村綜合研究所的發展歷程和現狀。作為日本智庫的代表，野村綜合研究所的發展值得中國智庫借鑒。

第一，野村綜合研究所是在日本“智庫熱”的背景下成立的，與中國當前“智庫熱”頗為相似。野村綜合研究所成立的1965年，日本剛剛舉辦完東京奧運會，經濟發展、國民生活水平改善、國際影響力提升都十分迅速。同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國內發展與國際環境的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凸顯，日本對智庫的需求十分迫切。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出現持續多年的智庫熱，十年里有100多家智庫陸續誕生。當前中國與當時的日本有許多相似之處，中國的智庫熱雖然有高層的推動，但從本質上來看，還是源于中國社會發展階段對智庫產品的迫切需求。

第二，作為一家亞洲智庫，野村綜合研究所在成立初期曾面臨的國際環境與當前中國智庫更為相似，近鄰日本的智庫，其經驗或許更值得我們借鑒。雖然日本曾一度追求“脫亞入歐”，但其亞洲國家的事實無法改變。民族性格、語言文化迥異于歐美，國際話語權也與歐美智庫無法同日而語。其在成立初期面臨的很多問題，恐怕當前不少中國智庫也同樣存在。野村綜合研究所如何通過努力，成長為在全球范圍內都有重要影響的民間智庫，值得中國智庫，尤其是中國民間智庫借鑒。此外，野村綜合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視國際化，其社訓也明確了向海外發展的方向。在其成立不到兩年的1967年，野村綜合研究所就在紐約設立辦事處，積極開拓開外業務。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和拓展，它在亞洲、美國和歐洲均設有分公司，業務遍布全球。整體上看，日本智庫大都比較重視國際化，注重增強自身的國際影響力。如通產省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積極用英文發表論文，所發表的所有論文中，約半數為英文論文。積極的國際化戰略，為日本智庫的國際影響力奠定了基礎，也讓日本智庫成為日本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野村綜合研究所是日本智庫的典型代表，其智庫的運作方式值得中國參考。首先，它是日本民間智庫的代表，其發展模式迥異于日本綜合開發機構、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等官方智庫。其次，它是日本企業智庫的代表。它是一家智庫，同時也是一家企業。它要給出對策，同時要實現盈利。正如《企業化智庫的典范：野村綜合研究所》一文所說，野村綜合研究所的員工人數超過5000人，研究人員中，一人同時要做最少兩個項目，有能力的做四個。這種工業化、流程化、企業化、規模化的智庫產品生產模式，值得更深入的研究。最后，它是日本綜合類智庫的代表。國際上最著名的智庫，往往有比較專一和專注的研究領域。而在日本，一些綜合類智庫也發展得很好，除野村綜合研究所外，還有三菱綜合研究所、日本綜合開發機構、PHP綜合研究所。這些智庫特別重視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的思路，涉獵范圍也非常廣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野村綜合研究所承擔日本政府部門委托的大量課題，如日本文化廳、經濟產業省等。

第四，一些日本智庫的“智庫觀”值得我們借鑒。即便是在“智庫熱”背景下出現的智庫，也沒有急功近利，而是按部就班。觀點有依據，對策才能更科學。這種“依據”，有的來自史料，有的來自數據，有的來自文本分析。野村綜合研究所也特別重視基礎智庫設施建設，僅在東京的藏書就達4萬冊，另有各種雜志1200種、報紙65種和特種行業報紙88種，還擁有自己的“信息銀行”，專門收集日本經濟與產業的資料，另建有日本1700家企業財務情況數據庫。另外，野村綜合研究所在關注短期對策研究的同時，一直都注重戰略創新，思考的往往是幾十年后的問題，“對于看不清楚，不可預知的未來，要大膽地去做。”如他們現在承擔一個項目，在探索2030年的日本將是一個什么樣子。這也正是前文所說的，它不是被動地接受客戶給它的要求，而是主動探究未來發展的動向，在科學調研的基礎上提出自己對未來發展的判斷，并將這些和客戶發展需要結合起來，成為自己獨特的優勢。這種大膽探索未來的精神，正是智庫建設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