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方明是中國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歐美同學會副會長。

“智庫”無疑是2014年中國公共政策領域的熱詞之一，而且今年仍將繼續保持熱度。在剛閉幕的中國全國“兩會”上，智庫再次進入兩會主要報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積極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重視發揮智庫作用”，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政協工作報告中也提出要“推進智庫建設，努力研究和回答人民政協事業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可預言，2015年將是中國智庫發展的又一個豐收之年。

智庫，英文稱“Think tank”，屬于舶來品，是從西方引進來的。但中國人對智庫的功能其實并不陌生，中國很早就有謀士、幕僚、師爺，如戰國時期蘇秦、三國時期諸葛亮，只是他們一直以個體戶的形式存在，智庫好比是組織態的謀士，他們的區別是個體戶與組織態的區別。智庫一詞是什么時候進入中國的，這一點似乎還沒有人考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智庫在中國形成熱點，不過是近幾年的事，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的智庫發展出現了井噴。

這既因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但明顯也因為高層的有力推動，特別是十八大后最高決策層高度重視并切實推進。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表示：“必須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采取有力措施，切實抓緊抓好。”

最高決策層之所以高度重視并切實推進智庫建設，原因可能也在于“禮失求諸野”，最高決策層希望激活百家爭鳴的思想市場，不僅以競爭提高政策和理論的生產效率和品質，同時也更好地引進民間和社會智慧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服務。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時，習近平還提到要“引導廣大干部群眾共同為改革想招、一起為改革發力”，發揮社會智庫的作用無疑是其中的重要方式。

按某些機構的說法，中國目前已是智庫大國。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詹姆斯·麥甘教授領銜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可能算當前國際上最有權威的智庫研究文件，每年初都發布年度報告。今年初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2014》指出，目前全球智庫總數達到6681家智，其中美國1830家，世界老大；中國429家，世界第二。不排除這里面存在水分，筆者前不久曾發表文章《中國智庫發展不能大躍進》，試著對智庫作了一個定義并歸納為四性：公共性、非營利性、相對獨立性和創新性。根據四性標準，咨詢機構、評估機構或由它們翻牌而來的機構不能稱智庫，因為它們不符合公共性和非營利性；黨政系統的政策研究部門及其附屬或延伸機構也不能稱智庫，因為它們不符合相對獨立性的要求；大學里純學術研究機構也不屬于智庫，因為它們并不直接研究公共政策，成果也不直接為公共政策服務。社會智庫或者說非官方智庫更接近于真正的智庫，至少在西方世界，智庫基本上都是社會智庫。

更重要的是，就智庫的品質和影響力而言，中國仍遠遠落后一大截。在麥甘教授領銜發布的全球智庫排行榜上，被認為最強的中國智庫也僅僅排名第27位。中國真正要成為與中國人口與綜合實力相匹配的智庫大國，乃至也通過智庫實現軟實力崛起，智庫發展尤其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著力：

一是黨政機構要加大向智庫特別是社會智庫購買服務的力度。智庫原本就是研究公共政策的，最主要的客戶就是黨政機構。“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如果政府不購買智庫的服務，在相當程度上，智庫的發展就斷了源頭活水。令人高興的是，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要求：“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盡量采用購買服務方式，第三方可提供的事務性管理服務交給市場或社會去辦。”

二是政府和社會應該為智庫尤其是社會智庫的生存和發展創造環境，不僅要簡化智庫的注冊手續，取消掛靠或指導單位；而且也應該為智庫提供現實支持，創造條件鼓勵企業與個人向智庫尤其社會智庫捐資，比如向社會智庫捐資享受一定的減免稅待遇。官方智庫一般都有自己的財源，而且一般也不缺服務項目。真正艱難的是社會智庫，由于當前社會風氣欠佳，財稅政策也不完善，有錢的個人和企業寧愿搞無意義的奢侈消費，也不愿把錢捐給智庫。

三是社會智庫必須強化自身建設，在政策和理論研發上多出創新性成果。這是智庫生產力的主要表現，也是智庫影響力的重要載體。事實上，各級政府都有自己的研究部門，有的還專門另設研究機構。對社會智庫而言，尤其需要以創新性成果來體現自己的價值。中國智庫在世界上形成影響力，乃至為國家軟實力崛起作出貢獻，更需要在基礎理論研發上推陳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