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曉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提高中國智庫的獨立性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性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在資源的配置方式方面，過去是政府一家作為資源配置的主體。現在市場主體發育起來了，社會多元化了，要由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使得市場出現多元化現象，有相同利益的主體有組織起來維權、自律，并進行相互協調的客觀要求。這在發達國家工業化自然發育過程中表現得很清楚。我們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但是市場經濟一般規律要遵循。

政府在進行公共決策要對不同的利益群體協調他們的利益關系，通過不同社會組織和相應的代表社會組織比如說研究機構去共同協商，這也是我們現在提出來協商民主所應該包括的范圍之一。關于智庫的多樣性與獨立性。智庫是多元化的，多樣化的群體要求有自己的代言人，成立不同研究機構，所以多樣性和獨立性是并存的。不能提出統一要求，反而把智庫的獨立性抹殺了。要允許多元化存在，是客觀社會的表現和體現。如果不是，大家看著上面一個指揮棒講話，這個成問題了。我們的社會協商，我們智庫發出的聲音就不會是代表不同群體的真正呼聲、真正的利益協調，對話機制是政府回音壁對話，這種情況經常發生。

財務獨立和思想獨立的關系。政府可以購買服務，可以交給社會組織，交給中介機構。政府自己辦自己管的研究機構還是需要的。但為了智庫的獨立性應該更加注重培育民間的研究機構，政府更多地購買服務使得智庫的獨立性提高了，哪怕咨詢智庫是很小的智庫，但是沒有上下級領導關系，也可以說是一個契約關系，你出錢，我出思想。就是政府自己出錢辦、自己出錢管的機構也應該有相對的獨立性。在中國２０００ 多年封建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是政教分離的，天子并不代表最高理論權威，這樣才存在著監管和天子論是非的客觀條件。領導人講話句句是真理，怎么論是非呢？從執政的長遠角度來看，如果有胸懷，給空間，就是自己出錢養、出錢辦的機構給相對的獨立性，才不會出現千人之諾諾。

要提高智庫的獨立性需要智庫自身的努力。長期以來我們都是圍著一個中心指揮棒轉，多元化社會階層已經形成了，但是上層建筑轉變有時候慢于經濟建設轉變，智庫的行為還沒有完全得到扭轉。現在中央領導關注某個問題了，社會輿論關注某個問題了，智庫就研究某個問題。浮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真正定位的獨立性。智庫是多樣性、是分化的，但是每個智庫要真正找到自己立根的研究方向，自己從長遠真正代表好（某個群體）很不容易。不管代表哪個方面，部門和部門之間、群體和群體之間、當前和長遠之間都有矛盾沖突，這些矛盾沖突都應該在憲法和相關法律框架下加以協商和研究。

（文章節選自《大國智庫》主編 王輝耀 苗綠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