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有名的智庫，越是研究宏觀問題多，研究微觀機制少；研究戰略多，研究戰術少；重復研究多，獨特視角少。智庫研究報告大而全、小而全、泛泛而談的現象仍很普遍。研究者即便有一些真知灼見，也往往湮沒在冗長的文字中，無法引起讀者的注意。

中國智庫為何數量多但質量差

不久前，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了《2014年全球智庫報告》，榜上有名的6681家智庫中，美國以1830家居第一位，中國429家居第二位，英國287家居第三位。中國研究機構將自己定位為智庫基本上是2010年以后的事，在很短時間內成為世界第二智庫大國，這固然令人興奮，但其功能和水平是否達到世界一流還有待觀察。

中國現在大部分智庫實際上是原來的研究院所、企事業單位，一般隸屬于某一級黨政機關或國有大企業。近年來，國內涌現出一批民間智庫，通過大量組織研討會、發包課題，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定影響。

智庫與一般學術研究機構、咨詢公司的不同在于，它是對制定公共政策有影響力的專業組織。

深入了解中國的決策流程和背景便會清楚，大部分在國外榜上有名的中國智庫，其實還沒有成為決策者不可或缺的參謀助手。

傳統研究院所轉化而來的智庫，很難拋開隸屬關系進行獨立研究。在很多上級機關眼里，他們主要是詮釋政策，還不是提供決策備選方案的智囊。

新興的民間智庫大都缺少專職研究團隊，很大程度上依賴已成名的外部專家和成熟的研究力量開展研究，研究方向、研究成果與傳統研究院所同質化現象突出。能納入決策者視野的民間智庫還是鳳毛麟角。相比之下，各級黨政機關的職能部門和機關內設的政策研究室，則有機會參與政策文件的研究起草，具有較大的決策影響力。

在智庫從事研究的專家們無不聽過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學會這類智庫的傳奇故事，中國智庫遠未達到他們的決策影響力。個中原因盡管十分復雜，但排在首位的無疑是研究成果的適用性還不夠理想。由于工作關系，我有幸能廣泛拜讀各類智庫的經濟類研究報告，愿意在這里坦誠地提出一些改進意見。

作為智庫，開展研究一定要熟悉政策制定的流程。國家每出臺一項經濟政策大都要分階段、分層級推進。從最初動議，到提出框架，形成初步方案，再經過協調、反復、博弈、逐級上報，最終形成政策性文件，往往是一個很長的過程。每一個環節對智力支持的需求不同，對研究報告的要求也不同。

現在大量的智庫研究報告的服務對象似乎不夠明晰，不論是提供給各級領導、黨政機關，還是專業人士、普通公眾，大都是一個面孔。智庫研究要取得實效，研究者務必全面掌握政策制定的流程，對每一個步驟中存在的具體問題作深入細致的分析研究。如果研究者掌握的信息少于相關領導和黨政機關，政策建議就提不到點上，也就很難為決策者所采納。

智庫應當開展更為專業務實的研究。縱觀每年各類智庫發布的研究報告，雖不乏精品，但總體感覺越是有名的智庫，越是研究宏觀問題多，研究微觀機制少；研究戰略多，研究戰術少；重復研究多，獨特視角少。智庫研究報告大而全、小而全、泛泛而談的現象仍很普遍。研究者即便有一些真知灼見，也往往湮沒在冗長的文字中，無法引起讀者的注意，決策者很難據此作出重大決策。

智庫研究最關鍵的還是要為制定政策提供可操作的方案。很多智庫研究報告分析存在的問題、闡述研究的重大意義、對比國內外差距都很到位，可一旦涉及政策建議卻往往令人失望。

比如，我們經常看到有的智庫報告提出，某項技術前景遠大，中國再不迎頭趕上就會痛失機遇，最后建議國家給予財政和稅收上的支持。如果是技術專家，講到這里已經可以了，如果作為智庫研究則遠遠不夠。

為了讓決策者明確政策施力的方向，智庫研究就要明確指出，財政支持是用什么錢支持？中央財政支持科技研究有多個渠道，發改委、科技部、行業主管部門的扶持對象不同、支持力度不同、管理辦法也不同，地方亦然。智庫研究報告必須證明需要支持的技術適用于哪一塊資金。

再有就是稅收支持，國家稅法對每一項稅收優惠政策都有專門規定。提出稅收支持就要證明，在哪個環節優惠，符合稅法的哪一條。因此，提出對一項技術的支持建議，研究者至少要對科技政策、財稅政策有相當全面的了解，這樣提出的方案才能有的放矢。

此外，很多智庫研究報告提出的政策建議，有的不嚴格區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動輒提出設立監管機構、增加審批事項；有的不顧財力可能，提出不符合實際的財政支持建議；有的偏重論證所提建議的重要性，對可能遇到的困難、政策效果缺少預估。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影響了智庫研究報告的可操作性。

不久前，中央出臺了支持智庫建設的政策，中國龐大的智庫群體面臨著轉型與發展雙重任務。中國智庫要真正成為有決策影響力的研究機構，還有賴于在一些重大公共政策制定上，提供獨立、專業、可操作、富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