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和中國網聯合舉辦的“CCG三月名家午餐會”在北京銀泰中心舉辦。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CCG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鄭永年結合“兩會”和全球化、國際化發(fā)表看法，他分析能不能全面建立小康社會，也就是中國的中產階級社會是中國執(zhí)政黨當下最重要的目標。

他認為，這幾年大家都在批GDP主義，自己也在寫文章批判。但批GDP主義不是說GDP不重要。因為不管怎么樣，“兩會”以前習總書記提出四個全面，有很多著名的媒體就問“四個全面”到底什么意思？其實“四個全面”很簡單，第一個“全面小康社會”最最重要。前兩年中國一直在談論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但今天我們聽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腳步聲”了。

中國現在人均GDP7500美金左右，屬于中等收入水平。這說明了一點，中國在下個階段能不能把自己從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是最關鍵的。鄧小平當時提出一部分人要先富裕起來，后來又提出要建立小康社會。經濟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好的時候，無論是民主還是非民主，大家都很好過；經濟不好的時候，哪怕再民主，像歐洲希臘也很難過。所以，執(zhí)政黨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目標，重要就是一條，能不能全面建立小康社會，也就是中國的中產階級社會，這一點非常重要。

如果今后十五年、二十年能夠建成小康社會，中國共產黨真的是完成了偉大的歷史使命。亞洲四小龍就是這樣，經濟起飛后二十年建立了龐大的中產階級社會，這就是為什么他們和平民主了，當然高收入的他們也有其他的問題。所以現在來看，這一點對中國最最重要。

如果今后的十五年二十年，中國能有6-7%的增長，中國有可能把自己提升為高收入社會，如果沒有的話，增長在5%以下，中國很多問題都會出來。

現在大家最常用的“新常態(tài)”，什么叫做常態(tài)？常態(tài)是10年到20年比較穩(wěn)定的增長，這是叫做常態(tài)。“新常態(tài)”就是，高增長已經過去了，兩位數的增長確實不可能了，但要實現新常態(tài)，在今后10-15年中實現6-7%的增長，這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目標。

鄭永年觀察總結了他發(fā)現的幾個中國社會的問題：

首先，整體“官僚主義”，不作為。他認為，習總書記說得很對，好吃的肉吃完了，要啃骨頭了，所以要有頂層設計。要有頂層設計，這非常重要，反腐敗也非常重要，這是對經濟體制深有影響的。中國反腐敗，高層設計得很好，一到底層也有出問題的，包括互相揭發(fā)，這在很多地方可能是不好的現象。反腐敗怎樣能夠走到法治化是個關鍵。

第二，市場化改革還沒到位。比如國企改革，通過那么大的努力國企才走出困境，國企需要改革，但國企改革要什么方向？三中全會說得好要市場化，但現在的改革和市場化背道而馳。市場化沒有做完，國企還是行政體制。道德說教沒有用，但是總體來說要警惕國企大倒退。

第三，國際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變得很差。西方的保護主義起來了，中國的“一帶一路”走出去也非常難。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走出去，中國不可能像西方這樣實行殖民地主義。早先新加坡做的時候一點兒也沒有問題，因為新加坡國家小，印度也不擔心，也沒有國家安全的概念。但中國一去馬上就產生了很多顧慮，國家安全問題、印度競爭問題、包括緬甸等等。

中國未來十五年、二十年外交最難做。中國早期想加入WTO，中國八十年代請進來這很簡單，市場開放給外國人人家當然很開心了，九十年代加入WTO是接軌，改變自己的世界也簡單。現在走出去就麻煩了，到處都有既得利益，你怎么走出去呢？中國和其他國家誰來做調整，這是一個非常麻煩的持久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