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偉（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我們在實踐中也感到我們國家的智庫存在著不少困難。比如，智庫怎樣找到最理想的組合結構？智庫作為國家的軟實力重要組成部分，怎樣才能得到制度性的保障？我們對決策層的影響如何保持可持續的狀態？我們的研究如何更好地貼近中國的實際，貼近上海的實際，同時又具有世界的眼光，體現世界發展潮流的方向？再比如，中國智庫建設的總體規劃、綜合研判及戰略分析能力的提升……在所有這些方面，我們還仍然不適應中國迅速發展的需要，還不適應整個世界變化的需要。要破解智庫建設中的理論問題，要總結智庫的實踐經驗。

魏建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目前中國雖然有１０００ 多個大大小小的智庫，但是水平和質量上堪稱為世界級的是鳳毛麟角。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約翰先生說好的智庫必須要有三個特點，首先是獨立性，不僅僅是財務獨立，思想也要獨立，這一點對中國智庫很重要。發表的東西質量如何，決定智庫的整個水平。他提出的三點確實是中國智庫當前所缺乏的。

中國智庫主要有三點不足。第一，戰略性不足，提出的建議大部分是應對、被動的，有些事情拿出的時間、拿出的方式以及拿出的效果都不盡如人意。第二，操作性不強。第三，提出的方式不好，縱觀全球智庫，尤其是歐洲和美國智庫的觀點都是在智庫早餐會、座談會，包括研討會發布，這些都是他們的提出方式，甚至是在一些國際的大場合。

嚴安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助理）：中國智庫發展建設與國家安全治理需求之間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

第一，中國智庫建設的滯后性和國家安全所面臨問題的緊迫性并不對稱，客觀地說中國智庫存在相對滯后特征，表現在規模小、研究散、影響弱，總體上智庫性研究機構的數量不多，無論研究人員、研究成果提供的產品，尤其是社會影響和政策影響都不大，包括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都存在滯后的現象。中國國家安全所面臨的緊迫形勢并不允許智庫建設還是按部就班進行。

第二，中國智庫研究的反應性與解讀性研究和國家安全治理的戰略性和研究性不對稱，國家安全意識比較薄弱，即使提出對策建議，也是學術化或者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中國智庫研究的單一性和封閉性與國家安全對策的復雜性不對稱，與國家現實要求相差太遠。

王榮華：應該清醒地看到，同頂尖智庫相比我們處于起步階段，國內智庫在創新能力、全球視野方面與國際一流智庫存在巨大差距，對社會產生積極引導的智庫為數不多。

目前處于活躍狀態的中國智庫主要是四大類，黨政軍、社會科學院、高校和民間智庫，在公共決策當中政策咨詢服務向體制內智庫傾斜，社科院、高校專業智庫和民間智庫沒有充分進入公共決策的過程。一方面，智庫的研究與公共政策制定難以有效地對接；另一方面，出現依附關系，表現為智庫研究重在闡述性，缺乏創新性。

另外，智庫發展專業化分工不足。目前智庫在貢獻新思想、提供有創造性的政策方案方面能力有限，針對性、有效性、專業性不強。一些政策建議浮于表面，缺乏可操作性。智庫人才隊伍建設也嚴重滯后，一些研究人員把主要精力用于疏通各種社會關系，而忽略了精心鉆研，極大傷害了智庫專家聲譽，決策者、社會有時候感嘆真心想聽意見，還真難聽到有分量的意見。

（文章節選自《大國智庫》主編 王輝耀 苗綠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