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戰（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我和我們的社科院同仁深切地感到，在這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當中，我們社科院研究機構有很多地方可以發揮作用，前不久在一次習近平主席召開的座談會上，我有幸作了17分鐘的發言，這個時間已經超時了，當時給我的時間是10分鐘，我講的內容涉及了我們社科院做的四個課題當中的一些建議，歸納起來對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五條建議，很榮幸這五條建議都被中央領導所采納了。

這說明在推進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需要智庫建設為國家提供科學決策與民主決策的選擇方案。

于今（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執行院長）：面對全球化，中國需要創新改革，需要充分揚棄優秀文化傳統資源，但是創新變革與傳統從來就是敵人，變革的道路異常艱辛，所以我們既要傳統又要有改革，這就是中國特色。國家治理是全面系統工程，國家治理向社會回歸，國家觀念向社會觀念轉變，公民社會逐漸完善，公民參與意識增強，形成平面化、網絡化社會體系，利益主體之間相互平等，相互依賴，這樣的國家治理格局對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和決策正確度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總體要求，大變革時代已經發出了呼喚智庫彰顯能量的最強聲音。

此外，半官方、非官方智庫機構是中國政府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的體現，智庫已經融入了國家開放平臺，成為中國政府決策的一部分。這在３０ 年前是不可能的，當時只允許官方研究機構給政府建言獻策。任何國家的制度都與本國政治密切相關，中國智庫發展離不開國情，中國智庫發展必須要有中國特色，務必處理好現實和歷史關系，不能割舍歷史。

聶永有（上海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當前我國智庫建設將迎來一次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按照西方學者對于智庫的界定，獨立性和非營利性是兩個重要的特征，我們發現如果嚴守這兩個特點，中國智庫可持續發展一定會受到很大制約，我們認為發展中國特色智庫不能也沒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智庫發展模式。以公共利益為主導，為政府和公共機構提供決策咨詢服務的智庫視野，是我們目前關注的焦點。以社會經濟組織為主要服務對象，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兼顧的智庫產業也應該引起特別關注。

智庫產業是一種新型的產業形態，我們認為智庫產業要能夠持續地發展，需要具備四個方面的條件和基礎：充分市場需求是前提，具有多層次、多元性特點，包括政府和企業需求；競爭性市場環境是保障，必須有完善規則、公平機制；高質量專業化專業產品是智庫發展核心；產業資本持續支持。智庫產業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智庫主體自身形成無形資產，另外一種是推動無形資本轉換，可以用于直接生產治理產品的配套設施，就是有形資本，這兩種資本相互支持才能形成具有造血功能的循環機制。

李國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副所長）：我們判斷中國智庫發展進入了新階段，主要的標志有兩個：第一個，就是習近平總書記于２０１３ 年４ 月１５ 日對于智庫做出重要批示，再就是黨的三中全會提出了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執行制度，是智庫建設的根本保障。第二個，面對非常繁雜的國內外的形勢，決策更加需要智庫。

（文章節選自《大國智庫》主編 王輝耀 苗綠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