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雁，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從我自己感覺來講，智庫在中國發展是迅速的。從我們身邊的人來講，包括我們自己對智庫的參與和關注，智庫是在成倍數地增長。我身邊的一些企業家，原來他們參與這些智庫是為了獲得一些商業機會，幫他們建立一些政府或其他商業渠道。但是現在，在他們的財富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便有了社會責任感，還有一種興趣在里面。我們看到，包括從國外留學回來的這些海歸，他們很多在按照每一年的收入比例，去贊助一些經濟學家或研究機構。還有一些經濟方面的人士，也在自己的業務工作到了一個階段的情況下，都在逐步地準備將來退休以后，參與和建造自己的研究智庫機構。

研究方向是自發性的，比如我有很好的客戶，在贊助一個土耳其的政治和軍事改造的方向，我當時很奇怪他為什么會研究這個，因為他有兩個朋友在這方面很有心得，而且他很尊重研究的教授，愿意贊助，完全為了興趣，沒有任何方向和目的。每年贊助一千萬、兩千萬，他說這個東西對他來講就當是去玩兒，總歸是有點作用的。我覺得，這種自發性的贊助是一個有益的趨勢。

再一個我最大的感覺是，我在哈佛的時候，因為我帶了兩個課題組，研究的兩個課題都是短期的、應用型的。但是中國更多的研究是理論研究，怎么樣在這個雜志上去發表，對他的職稱提升有幫助。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然而社會和國家贊助的更多的是學校型的這種研究。如果我們去做更多的智庫，給我們找到一個理論方面的依據，然后為我們的經濟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向、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法。所以現在智庫到了一個思想領域的改革期，也到了研究機構的創新價值和觀念的創造期。

從這方面來講，第一，智庫的功能應該具有多變性，除了社科院、中科院這類受政府資助的大而強的大型智庫，還有小而精或高而精的小型課題方面的研究，也同樣重要。

第二，卡內基的尼克·派洛特講得很好，他第一點就說他們的研究人員來自不同領域，都具有非常強的實際經驗。我們的人才有很多從事研究和智庫的人員大多是理論學家，但是沒有實際工作經驗，這樣他不知道實際工作過程中是怎么樣的，他沒有辦法研究出來一個能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在人才方面，我們下一步要考慮怎么樣能夠吸收更多的社會人才，加入到智庫研究中去。這個渠道更多地是要做課題研究，這樣我們可以有更多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對于我們來講，在實際工作中的人缺乏研究能力，我們有很多的實踐經驗，但我們不知道怎么樣做成一個研究報告，一是沒有時間；二是沒有能力把它總結出來，從理論上找到更多依據。如果大家互相合作，建立課題班子，來提升智庫的質量，吸取更強的生命力，會有更大的幫助。

第三，在人才引進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獲得資金支持。我們看到大多數美國的基金是用來贊助的，包括經綸，這是香港的前十大企業集團。他們在做研究的過程中，一是他們有研究需求；二是他自己有社會責任，愿意拿錢做這個。所以民間的贊助是大勢所趨。

中國有一個特別好的慈善做得很成功，就是芭莎的慈善夜，它每年都贊助很多錢，它做的是一個很娛樂化的派對，但是它能吸引很多富豪參與其中捐錢，這就是市場化的運作。還有剛才穆所長講的，管理還是非常需要的。我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引進不同贊助的合作方，對推進智庫行業發展非常重要。

（文章節選自《大國智庫》主編 王輝耀 苗綠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