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銳，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對話》主持人、ＣＣＧ兼職高級研究員

１９８９年之后兩年內，國際上曾有人預測中國政府會垮臺。但是２３年后，中國成為了第二大經濟體，今年又成為最大的貿易國，它非但沒有垮臺，而且以它獨特的發展模式讓整個世界對于新興市場帶來的后發力量刮目相待。因此，最近各國智庫、媒體紛紛探討中國的崛起對于世界的未來意味著什么。

在今天這種場合，我是媒體，媒體也有它跟智庫比較相近的地方，我們都記錄歷史，我們都提供信息，但是我們在新聞評論節目，要發表深切的觀點。

智庫兩類，一個是思想類，另一個是決策類，后者比較實用。思想類的東西、輿論類的東西，它在今天的中國應該會體現為更加科學、理性和獨立。但今天的學界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叫述而不作，概念的創造性很貧乏，沒有創造力。再加上在體制之內很難獨立運作，所以這三十多年，中國談到軟實力時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概念的貧乏和貧乏的概念，沒有非常豐富的原創概念，中國一手好牌就會打得很爛，以至于不僅別人說中國威脅論，我們自己久而久之也喊狼來了，覺得中國不行了。但實際上，關于中國軟實力的建設，在智庫這方面我是比較失望的，沒有提出非常好的中國形象或者軟實力建設方面成理論的東西，能讓大眾很嚴肅地對待。

從八個方面來講，中國目前有一些積極的變化，也有些局限性。

第一，中國是共產黨領導，卻面臨一個利益更加多元、觀點也更加多元的社會，中國的崛起使內外部的環境更加復雜。

第二，對中國問題解決的辦法更加多元。

第三，大數據時代興盛，全球的信息交流更加廣泛。中國與全球化給今天中國的輿論帶來很重要的特點，但是隨之而來的是信息安全更加充滿了隱患，比如ＮＳＡ 帶來的一些課題，讓我們疑惑何處是安全。

第四，２０時代，輿論的交互性更強。溫總理、李總理，他們在每年 “兩會”之前都跟網民溝通，并且通過他們釋放出信息。我們與互聯網的距離拉得更近，這也是親民的一種做法，今天的決策更加進入民意時代。

第五，社會媒體成為科學決策的晴雨表，因為政府和市場、政府和民意的平衡起到一種緩沖的作用。

第六，以中央電視臺為例，新媒體的崛起殘酷地瓜分了廣告資源。從央視航母級的媒體來講，如果沒有廣告的權威，自身的體制帶來的央視權威性會大打折扣。另外，競爭更加激烈，中央臺的英語新聞更加炫、更加亮麗，形式更加美好，起碼可以與ＢＢＣ、ＣＮＮ 等競爭，形式上帶來希望，但是我們覺得這種競爭，由于新聞價值理念不同，還有西強東弱的格局，我們還不在一個檔次上。我覺得我們的英語新聞頻道更多還應該體現它的思想性、輿論性，分析這方面的觀點，這樣我們的英語新聞才能夠立于不敗之地。

第七，總體上說關于中國的言論自由，大家都是比較關心的，我覺得可能在經濟決策領域里，它的自由度要比在政治領域里享有的更多。而且有一點大家可以通過社交媒體了解到，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至今依然出現在各種論壇上，而且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們依然得到很多人的尊敬，這一點是社會的進步；左右派的觀點盡管相對對立，但是中國政府的容忍度還是非常大的，這一點也是進步的。

第八，對于中國民主政治建設中體現出的特點絕對具有中國性，所謂的黨內民主、協商民主，每年“兩會”都有很多決策方面的建議，還有提案被列到立法提案中去。

以上八點，我覺得更多地涉及輿論的東西，以及輿論思想觀點在今天體現出什么樣的特點。

（文章節選自《大國智庫》主編 王輝耀 苗綠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