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本報記者

牛福蓮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掀起了我國新一輪智庫建設的高潮。

當前，除了國字號的黨政軍智庫、社會科學院智庫、高校智庫之外，民間智庫一直是我國智庫發展的短板。作為民間智庫影響力排名第一、唯一躋身2014年中國智庫綜合排名前十的民間智庫——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的領導者，該院院長遲福林近日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時，圍繞社會智庫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中應發揮的作用、如何建設一流社會智庫等內容指出，智庫的價值源于研究的客觀性、前瞻性和專業性，智庫不是政策決策的“詮釋者”，也不是“批判者”，而是在客觀、前瞻的研究基礎上提出建設性戰略和政策建議的“建設者”和“推動者”。其中，社會智庫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自身發展要始終堅持以公益性為導向。

勾畫新型智庫體系建設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中國經濟時報：你認為，《意見》中提出的“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應該如何理解？

遲福林：《意見》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份關于智庫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勾畫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建設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它既給我國智庫發展指明了方向，也在促進各類智庫健康發展、深化管理體制改革和健全制度保障體系等方面給出許多實招。如果將《意見》提出的相關舉措落實到位，將大大釋放各類智庫發展的活力、動力。

這份《意見》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我認為，應從“中國特色”和“新型”兩個方面理解和把握其內涵。一方面，“中國特色”要求智庫建設應堅持中國道路、立足中國國情、聚焦中國發展、發出中國聲音。另一方面，“新型智庫”建設要強調創新。以體制機制創新為重點，使智庫保持客觀獨立性，強化專業性，堅持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提供前瞻性、戰略性、行動性的決策建議。

我國智庫建設仍相對滯后

中國經濟時報：近日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2014》顯示，在綜合影響力排名中，中國大陸只有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內的7家機構進入榜單前150位。你認為，當前我國的智庫建設現狀與國際上的優秀智庫相比還存在哪些差距？

遲福林：在國內外發展環境發生重大深刻變化、國家間軟實力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國智庫發展既面臨著重大需求，也面臨著重大挑戰。近年來我國智庫發展較快，繼美國之后排名世界第二，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智庫發展總體呈現“有量缺質”的狀態，智庫研究成果的質量、政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存在明顯差距，還難以滿足新階段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和提高國家軟實力對智庫發展的迫切要求。

應當說，我國智庫發展相對滯后，既有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方面的問題，也有智庫自身創新能力不足、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等問題。比如，智庫少有深刻洞見的思想產品，缺乏一定數量的高端智庫；人才缺乏適度的流動性，可借鑒的歐美“旋轉門”嚴重不暢；開放程度不高，與國外智庫缺乏廣泛的交流合作；社會智庫普遍缺乏支撐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普遍面臨“引進人才難、留住人才難”的瓶頸；社會智庫在政府信息獲得、人才引進、職稱評定、政府購買服務、稅收優惠等多方面還很難享受與體制內智庫相同的政策待遇在競爭中往往處于劣勢。

社會智庫發聲更客觀獨立

中國經濟時報：《意見》指出“社會智庫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成部分”，你如何看待當前社會智庫在服務決策時發揮的作用？其與官辦智庫、學院智庫相比，社會智庫存在哪些獨特的優勢或劣勢？

遲福林：社會智庫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支撐黨和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的重要力量。從實踐看，社會智庫在服務于黨和政府的政策決策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社會智庫更能夠客觀獨立地發出聲音。智庫的獨立性，是智庫產生政策建議和社會影響的重要基礎。由于官辦智庫的特點，例如經費來源于財政撥款，研究者屬于行政編制，其工資和職位由政府決定，研究課題由政府相關部門立項等，研究成果往往容易受其所依賴的部門利益和部門領導意志所左右。比較而言，社會智庫緣于經費獨立、人事獨立，其研究具有相對獨立客觀的特點，所提的學術觀點和政策建議能夠超越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和行業利益。正是這種特點，決定了社會智庫在服務決策中可以起到官方、半官方智庫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增加了決策的可選擇性，提高了決策的科學性。

第二，社會智庫更能充分地反映社會訴求。社會智庫植根于社會，接地氣，深知社會的需求，所提建議更能反映廣大老百姓最直接、最迫切、最現實的公共需求，在促進科學民主決策中有著獨特作用。

第三，社會智庫以問題為導向，研究更具前瞻性、戰略性和創新性。社會智庫立足于基礎性研究，但更加注重結合現實情況，提出思路性建議和行動性方案。社會智庫既立足短期，又著眼長遠；不是簡單的就問題談問題，而是緊密結合宏觀背景，提出務實的解決問題方案。

智庫不是政策決策的“詮釋者”，而是“建設者”

中國經濟時報：你怎樣看待智庫的獨立性？如何保持社會智庫的獨立性？

遲福林：智庫的價值源于研究的客觀性、前瞻性和專業性，智庫不是政策決策的“詮釋者”，也不是“批判者”，而是在客觀、前瞻的研究基礎上提出建設性戰略和政策性建議的“建設者”和“推動者”。為了保證研究的客觀性、科學性就需要經費管理相對獨立、人事管理相對獨立。因此，發展社會智庫更需要解放思想，大膽采取政事分開、管辦分離的新體制。政府和社會智庫有互補的關系，智庫的獨立性重在研究過程的獨立。

第一，支持社會智庫建立多元化經費的渠道。推進社會智庫發展，重要的是打破體制內、體制外的不公平待遇，促進社會智庫資金來源的多元化。

第二，實行鼓勵社會智庫發展的稅收等優惠政策。如擴大社會智庫業務稅收減免范圍，現在體制內外智庫的政策不公平，社會智庫不能同體制內智庫一樣，享受相應稅收減免政策。

第三，創新人才管理體制。比如，解決社會智庫人才的身份問題，推動黨政機關與社會智庫之間人才有序流動；解決社會智庫人才比體制內人才退休待遇低、職稱難以解決等問題。

以改革的辦法創新社會智庫的體制機制

中國經濟時報：結合中改院的實踐，你認為建設一流社會智庫的核心是什么？還需要哪些相關的配套支持？

遲福林：我國社會智庫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起步，盡管在某些方面有一定進展，但總體看發展還比較滯后。突出表現在：數量較少，目前僅占智庫總數的5%；規模較小、影響力較弱、國際知名度不高，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資金、人才短缺；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創新。從中改院的實踐看，加強中國特色社會智庫建設，建設一流社會智庫，重在以改革的辦法創新社會智庫的體制機制。

中改院建院23年，一直堅持實行董事局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經費獨立、人事獨立，實行全員崗位聘任制，以確保改革政策研究的客觀性；堅持實行“小機構、大網絡”的體制機制，既避免了過多養人，又形成了囊括一批資深改革研究專家的“大網絡”，彌補了人才資源的不足；堅持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拓展研究的國際視野。

社會智庫發展需要進一步理順政府與社會、政府與智庫的關系，形成有利于社會智庫健康發展的體制制度環境。《意見》提出“進一步規范咨詢服務市場，完善社會智庫產品供給機制。探索社會智庫參與決策咨詢服務的有效途徑，營造有利于社會智庫發展的良好環境”。對此，從社會智庫發展的迫切需求出發，建議選擇一些具備良好基礎的社會智庫，納入國家規劃建設的高端智庫試點；盡快研究制定《公益法人法》，賦予社會智庫公益法人地位，逐步建立政府規范和引導社會智庫發展的法治框架；研究制定對社會智庫多層次的支持辦法，完善公益捐贈制度，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個人捐贈資助社會智庫建設；為社會智庫參與決策咨詢提供體制機制保障。

比如，盡快建立對社會智庫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使社會智庫及時獲取政府信息；建立健全政策評估制度，把社會智庫作為政府政策第三方評估的重要參與者；完善社會智庫研究成果的“上達”機制和決策層的“兼聽”機制，將社會智庫建言獻策的渠道制度化和正規化，實現社會智庫與政策決策層溝通的常態化。

智庫的自我定位和內在創新能力，根本上決定了其思想產品的質量和影響力。社會智庫是以公益性為導向、為政府和社會提供思想產品和決策咨詢服務的非營利性機構。從中改院23年的實踐看，社會智庫自身發展要堅持以公益性為導向。

例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對農村土地承包期限問題有激烈爭論。中改院經過大量田野調查向中央提交了“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的建議被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文件直接采用；2003年SARS危機后中改院提出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構建惠及13億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一攬子”政策建議，受到決策部門和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2013年提交的“改革跑贏危機的行動路線（30條建議）”，被用作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的參閱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