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其實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在任何一個智庫工作過，我屬于研究智庫的學者。我針對中國智庫的發(fā)展道路談一些個人的想法。

當前中國政府和社會都已經充分地認識到智庫能夠幫助政府提高決策的質量，解決經濟社會實際的問題，同時還能夠提升中國的軟實力，這個已經得到了共識，但是從具體的發(fā)展道路選擇方面，其實還沒有一個共識，對當前中國智庫的發(fā)展道路有兩個片面的理解。

第一個片面理解，智庫要發(fā)揮影響力，就必須和政府之間建立直接的溝通渠道，這樣便于研究成果向政府決策者輸送。而那些和政府沒有任何聯系的純民間智庫，其實沒有影響力，也就談不上能夠幫助政府從而進入決策。

第二個片面理解，他們認為智庫首先要保持獨立性，就必須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不受政府領導人意志的影響，必須傳播獨立的借鑒。因此這些智庫往往堅持自己民間的身份，有時候在公開場合還刻意去跟政府保持距離，同時又避免讓公眾知道他們與政府之間的交往，以維護其公眾的獨立的形象。

第一種理解可以稱為智庫發(fā)展模式的“蘇聯模式”。蘇聯在２０ 世紀建立了許多官方機構，這些機構工作主要是通過內部渠道向領導人直接提供政策的參考。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學習蘇聯也成立了許多官方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經過了漫長的組織變化、變遷，有一些已經消失了，有一些就成為了現在我們事業(yè)單位型智庫的主體。這些被保留下來的蘇聯模式的智庫，也有一些遺產被繼承下來，比如，蘇聯模式的智庫有一些問題，智庫專家不敢向領導人反映意見，中國現在半官方的企業(yè)也有這種情況。

第二種理解就是要保持智庫的獨立性，同時要與政府保持距離，其實可以把它概括為“美國模式”。幾乎所有的美國智庫都聲稱自己獨立于政府、政黨和利益集團，為了追求獨立的公眾形象，美國智庫一般不接受政府的財政支出，有時甚至拒絕接受政府的委托合同研究，但是接受無償的基金會的捐助和個人的捐助。誠然，美國是世界上智庫產業(yè)最繁榮的國家，但是美國智庫之所以如此繁榮，同它發(fā)達的基金會文化和產業(yè)是相關的，因此美國模式并不一定能夠適合中國的發(fā)展模式。中國那些獨立的民間智庫由于缺乏政府和社會的資金支持，其實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無法保障，有些智庫最初可能有一筆啟動資金，可以生存三四年，如果之后資金被切斷，這個民間智庫可能就散掉了。

我的觀點是，中國既不能走蘇聯模式的老路，也不應該去照搬美國模式，中國應該堅持走自己的發(fā)展道路。

我們看一下全球，每一個國家的智庫發(fā)展模式都不一樣。很多國內觀察者一說起西方智庫，往往就說到美國智庫及其文化，但事實上在西方大國當中，智庫在沒有政府支持的情況下還能如此繁榮的，就美國一家。英國除了那些依附于主要政黨的大智庫以外，民間完全獨立的智庫直到２０ 世紀９０ 年代才出現，而且這２０ 年來發(fā)展得非常緩慢。德國主要的智庫都接受政府課題，大部分的經費都來自于政府，或者是不同政黨的研究基金會。日本智庫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來自于政府的委托合同，政府的企業(yè)財團也成立了很多家智庫。法國最早的智庫其實就是法國國防部參照美國的蘭德公司所建立的，而法國的非官方智庫其實也很多都是靠政府的研究訂單生存的。因此可以說，即便是相同的西方民主社會、民主國家的智庫，它們的發(fā)展模式沒有一個國家是一樣的，所以中國完全沒有理由去追求某一個國家的具體發(fā)展模式。我們可以學習，但是我們不能說哪個國家是這樣，所以我們就應該這樣，這是沒有道理的。

中國智庫有必要走自己的發(fā)展道路。當然，現在中國的智庫其實已經呈現出組織多元化的發(fā)展趨勢，在座的各位專家都是來自于不同類型的組織智庫。除了事業(yè)單位型的、高校型的、民間智庫等主要類型外，中國還存在混合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即民間智庫有官方背景。也有一些是轉制的，原來是事業(yè)單位，后來轉制成了企業(yè)，在這個過程中發(fā)生了很多變化。

這些組織多元化的智庫，其實是政府決策者以及智庫領導人，為了適應中國社會的深刻轉型而進行的有益探索。雖然從單個組織的研究能力來講，中國智庫還無法和美國的布魯金斯、蘭德公司等大型智庫相媲美，但是組織背景的多元化提供了不同智庫發(fā)揮其自身影響力和自身優(yōu)勢的舞臺。在這樣的一個政策思想的舞臺上，不同的智庫不僅可以是政策觀點的競爭者，還是取長補短的合作者。因此他們共同承擔著向政府提供專家智力支持的任務。

最后，我談一下外部環(huán)境問題。外部環(huán)境對中國智庫實現影響力和保持密切性非常重要。首先，建議政府要建立收集政策思想篩選的機制，搭建多種平臺。其次，政府委托智庫進行專項研究，是最直接有效地采納專家意見的方式，但政府決策者往往對政策建議的科學性很難判斷。因此在政府委托研究的時候，需要完善同行評議機制以及同行競爭機制。最后，政府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使智庫獲得多元化的資金渠道。除了政府的官方渠道、政府委托研究以外，政府應該成立公益的政策研究基金，同時要鼓勵各類的智庫申請。通過法律和政策鼓勵社會的公益捐助，鼓勵民間資本作為政策研究資金的有益補充，鼓勵政策專家進行公益的研究探索。

這里我再提一句，自從習近平總書記倡導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以后，其實很多企業(yè)家已經明白了，要捐錢。過去捐錢的渠道可能就是希望工程、扶貧基金會，現在他們發(fā)現企業(yè)家還能捐助一些研究機構，因此最近這一年多，我已經見到很多企業(yè)家躍躍欲試，準備向民間的研究機構進行無償捐助。有了這些充分的多渠道的研究資金的支持，智庫就會大大減少迫于生計而依附少數利益的可能性，智庫的獨立性從而也能得到保障。

（文章節(jié)選自《大國智庫》主編 王輝耀 苗綠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