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智庫在中國蓬勃發展，據賓夕法尼亞大學《2014年全球智庫評價》報告的統計，中國的各類智庫已達到400多家，數量僅次于美國。而入選全球前150榜單的7家中國頂級智庫，多半以國際研究為主業，顯示智庫對中國外交決策有著具體而微的影響。

2014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審議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反映出新一代領導人更加講求科學治國理政，其政治學含義與西方古已有之的“治國方略”（Statecraft）亦有相通之處。不管是頂層設計還是“百家爭鳴”，智庫都已成為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補充。

智庫不是什么

要了解智庫是什么，首先要廓清其邊界，也就是智庫不是什么。智庫概念提出前，中國龐大的黨政軍系統中有諸多機構實際上都在干著類似智庫的工作。但中央大張旗鼓地提出智庫建設，表明后者與這些機構還是有本質不同的。

智庫不是情報系統。像外交部、中聯部、國安部、新華社和中國社科院，以及軍方的情報部門，都有快速向上報送信息的職責，也都有自己獨特的報送渠道和載體。但以筆者多年的實踐，社科院報送的信息依據的都是公開的信息源，大多數是基于學者自己學術分析而產生的研究報告，講求的是全局性、長遠性和戰略性，不與各職能部門拼速度、拼內幕。這與情報顯然有著天壤之別，而更像是一種思想產品，思想庫的定義也更符合智庫的內涵。

智庫不是宣傳機構，不是職能部門的喉舌和文書。信息時代，專家屢屢成為媒體座上賓，從社會教育的角度看，這無可厚非。但中國約九成智庫都屬國有，媒體也都有官方背景，官官結合很容易讓受眾對智庫形成嚴重誤解，認為其不過是官方政策的闡釋者甚至是宣傳機構的高級延伸。對智庫來說，問題意識要比宣講意識重要得多。面對問題，智庫的重點不是給問題定性，認為這是正面的或負面的，而是要承認問題的存在并積極尋找解決方案。以對外政策領域為例，智庫的職責不是替政府闡釋“中國話語”，不管國外的受眾是否聽得懂，這種方式本身就決定了基本沒人用心去聽；智庫真正要做的是教會政策設計者和操作者，國際政治的“權術”是什么，要真刀真槍地較量，而不是隔空喊話。

智庫不是學院派，不是科研機構的升級版。職能部門往往為無休止的事務性工作所累，無暇思考長遠；囿于本部門的利益，也無法站在全局看待問題。學術界習慣了曲高和寡，想法和建議多是空門高議，甚至是純粹的學術探索，無法付諸實踐。中國老資格的外交家錢其琛就此明確提出，國際問題的研究可分為應對型（職能部門）、策略型（社科院和部門研究機構）、基礎型（大學）三類，相互聯系又分工明確。西方知識界對于“為了學術”和“為了政策”兩種不同的功能也有清晰區分，各有其美，各司其職。中國政學兩界的“旋轉門”機制還不健全，智庫應該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更積極地發揮兩者的橋梁作用。

智庫的特性

厘清智庫的邊界后，理解智庫是什么就會容易許多。

智庫是近些年的社會熱詞，許多行業咨詢機構甚至點子公司也以智庫作為新的包裝，各類智庫排行榜層出不窮。服務于國家和人民整體利益的公共智庫，其與商業和盈利性智庫最大的不同就是公共性，不是企業、部門、利益集團的附屬智庫，而是要為公共利益服務（下文中除特別限定語外，智庫均指公共智庫）。對內，比如交通、醫療、教育等公民個體和社會力量無法自行解決的領域；對外，則是外交、國防、安全等必須由代表國民的政府出面解決的領域。這一特性使公共智庫在全球范圍內都具有巨大影響力。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智庫報告2014》中，除了排在第五的比利時智庫布勒哲爾專注經濟問題外，其他九大智庫都是側重或并重國際政治和外交政策研究。

西方智庫資金來源多元化，包括政府、企業、基金會以及個人捐贈等，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智庫研究相對于權力的獨立性。大名鼎鼎的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是由一家零售商創辦的，雖然有偏好民主黨的傾向，但學會不主張為任何一個單一的政黨服務，其自成立以來的歷任主席也由兩大黨出身的人平分秋色，以免為政治偏好所裹挾、為權力當局所左右。中國智庫的資金來源多數與官方有關，所以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更應該強調獨立性。客戶有選擇不同智庫的自由，智庫也有發表自己獨立報告、不迎合政策的權利。獨立是公正和權威的前提，一味迎合上層喜好而不顧實際發展和客觀規律的報告短期內很風光，但最終只會淪為錯誤政策的陪葬。

對于研究國際問題的智庫來說，獨立性尤其重要。研究者至少要掌握兩種外語，即該問題通行的國際學術語言和對象國的母語，這樣才能形成比較和觀點碰撞，最大化地避免單一語言和思維方式的影響。與國內領域的研究者對研究領域的感同身受不同，國際問題的研究主要靠媒體的二次信息。研究者必須在復雜的信息海洋中找出事實，不被媒體和其他言論所影響和干擾，不人云亦云，也不故作驚人之論。研究者還要保證自己的邏輯體系是科學的、自己的價值標準是符合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是一以貫之可持續可堅守的，而不是墻頭草，什么風向有利就倒向誰。

當然，公共智庫為了使其思想產品有效作用于實踐，必須與政府保持最緊密的聯系，其獨立更注重的是思想的獨立，“品格”的獨立。純粹的獨立在實踐中很難做到，所以智庫最重要的還在于“公共”二字。智庫為政治活動家提供菜單并列出輕重緩急的政策選擇的同時，也須謹記國家政治生活各有分工，智庫的功能是咨政而不是參政議政，不能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更不能成為追求特殊政治利益的組織。西方通過智庫影響政府和民意并不鮮見，中國30多年的經濟發展也造就了眾多利益集團，如何抵抗住他們的壓力和誘惑，是中國智庫從業者要面對的新挑戰。

智庫的最終目的是影響決策者。拋開渠道和決策者本身的好惡，其影響力不外乎以下三個方面，且都需要在實踐中體現出來。一是預判性。政策研究最重要的是對未知事態的預測，在事情還未發生或正在發生時就能提出準確的前瞻性的判斷，而不缺“各種可能性不能排除”的辯證法，或者事后諸葛亮式的反證。二是可行性。紛繁復雜不斷發展變化著的實踐，是論定公共智庫能力的唯一標準。智庫提出的政策建議不僅能夠落地，而且能夠成功實施收到良好效果，從而印證建議的正確性，這是所有國際知名的智庫評價自己工作成敗與否的通行標準。三是闡釋性。現代國家中，民眾對政府及其政策的天然不信任是很正常的。智庫的作用之一就是充當政府與公眾溝通的平臺，利用其權威性和公信力把公共事務領域內的正確見解傳播到更廣闊的領域，為政策的實際推行創造友善的政治氛圍。

現代社會中對公共事務的探討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與“公共知識分子”和媒體不同，智庫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應基于科學的分析和論證，而非情緒的宣泄和價值判斷的爭議。智庫要盡可能從自己一手得到的材料和客觀事實出發進行研究，完成對復雜資料的篩選和判斷，建立持之以恒的預測分析系統。這些都要求極高的教育背景和學術素養，因此智庫對其研究者都會提出一定的學歷和學術要求，以確保智庫產品生成中的統一標準。

一些在媒體看來是政治雷區的問題，對于智庫來說只是缺乏專業性的探討而已。比如研究俄羅斯要不要有是非觀，可不可以批評俄羅斯？答案當然是可以，只是最好能從學理上弄清中國對俄羅斯的親近乃至倚重多少是出于國家利益，多少是出于意識和價值觀念。一些媒體動輒使用美帝、西方亡我之心不死這樣情緒化的批評，這在智庫和決策層都是不受歡迎的。

概括起來說，公共性、獨立性、實踐性、專業性，這些特性決定了一家智庫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和政策影響力，而不是仰權力之鼻息來運作，或靠“名人+退休官員”撐臉面。

智庫的評價

中國的各類智庫從未像現在這樣重視對決策層的報告呈送，有的甚至將報告采用率與本單位的考核直接掛鉤。作為智庫產出的重要成果之一，專門向上呈送的內部報告毋庸置疑是評價智庫影響力的首要因素。但不能因此就簡單地將內部報告當作評判智庫影響力的核心標準。與為企業服務的經濟智庫不同，公共智庫的研究方向更多由公共利益決定，有時候與政府需求并不一致。如果抱著和企業智庫一樣的盈利心態，需求決定一切，只對客戶負責而不論其他，那就很容易把呈送報告并力爭批示作為智庫所有活動的根本，驅使研究者花更多的時間琢磨什么樣的問題才能引發上層的關注，什么樣的觀點才能通過重重關卡的審查而送到決策層的桌前，免不了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甚至唯上不唯實，失去了智庫的本意。這也是公眾質疑中國的一些智庫有曲學阿世之嫌的一個重要原因。

智庫真正的影響力還在于其本身的品牌，也就是包括決策層在內的國家和人民的認可度、信賴度。反過來，這也是決策層采用建議與否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筆者曾經與一位能夠決定何種報告可上報至高層的主管官員有過探討。據了解，最終能夠上報決策層的報告一般有三個準則：一是時間性準則：討論3~5月后至3~5年之間的事態的報告一般情況下基本不予考慮（3~5年之后的事態更多是戰略設計，對智庫的需求另有專門渠道）。二是注意力準則：很多事態到了眼前才緊急要求報告，此時形勢往往已經大變或醞釀大變，再重復之前的預判毫無意義。三是政治性準則：提供的報告不能與已經決定了的政策相悖，但這些政策往往是基于早期的形勢而做出的。因此，很多報告雖然有內涵和前瞻性，但被這3條準則過濾后根本就送不上去。

決策者與智庫之間的不對稱性并非中國特有，而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體制性弊端。孔子周游列國，直接為決策者建言獻策，最后還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這卻絲毫不影響后來的統治者對其開辟的儒學思想的尊崇。蘭德公司為美國介入朝鮮戰爭提出的報告未被采納，實際結果卻證明了報告的正確性和重要性，反而更增加了自己的影響力。總之，決策者對內部報告的采用和批示只是智庫發揮影響力的表象或結果，真正的評價標準是實際有效，也就是看其拿出的建議能否正確預知和成功應對不斷發展變化著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