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萬喚的“單獨二孩”政策終于落地了。截至2014年12月申請并獲批的“單獨”夫婦僅有92萬對，這些人并不都生育，而且不會在同一年內生育，因而目前這些申請獲批的“單獨”夫婦實際生育二孩數將明顯小于92萬，這對于每年有1600萬左右人口出生的中國來講顯得微不足道，以往擔心的“單獨二孩”政策落地后的井噴式申請與補償性生育行情現在看來純屬“杞人憂天”。
為何“單獨二孩”政策“遇冷”
“單獨二孩”政策“遇冷”的背后，主要是由如下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預測失誤。據全國多家機構事前的測算，全國“單獨”夫婦有約1100萬對，本人也參與了這項預測工作，現在看來這一預測數字本身是很值得懷疑的。預測主要是依據2005年全國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但問題在于：一是與歷次全國人口普查一樣，2005年全國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本身是存在較多質量問題的，突出地表現在對獨生子女數量與比例的高估。例如，第五次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得到的2000年與2010年全國婦女的生育率分別僅為1.22與1.18。誰也不相信中國婦女生育率會這么低，人口普查出生人口出現明顯的漏報現象，而漏報的多是二孩及以上人群。二是2005年距今已經有9年多時間，這中間變化很大，累積誤差自然也不小。三是大家多是依據生育意愿調查的意愿生育進行測算，但在今天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發生嚴重的偏離，鄭真真等的調查研究表明：“單獨”夫婦生育二孩比例要大大低于“單獨”夫婦意愿生育二孩比例。其結果是：所有研究機構對“單獨”夫婦數量與“單獨二孩”生育數量的嚴重高估。除對全國測算外，本人對南京、江蘇等地“單獨”夫婦數與“單獨二孩”生育數量進行了測算。其測算結果遠大于事后江蘇與南京“單獨”夫婦普查數。事實證明本人先前的測算結果是錯的。
其次是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出現嚴重的背離。從2013年國家衛生計生委生育意愿調查結果中可以發現，家庭實際生育子女數與理想家庭子女數之間出現嚴重背離，只有三分之一的夫婦的家庭實際生育子女數與理想家庭子女數相吻合，三分之二的夫婦的家庭實際生育子女數與家庭理想子女數之間是不吻合的，其中家庭實際生育子女數少于理想家庭子女數的占絕對多數。在生育意愿大大高于實際生育行為的時代背景下，將生育意愿等同于生育行為進行預測是存在嚴重問題的。
第三是人口統計口徑和生育政策依據口徑不一致。人口統計口徑是常住人口，而現行生育政策是建立在戶籍制度基礎之上的。這就使得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大大高于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而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實行的是農村“一女戶”可以生育二孩政策，這部分人群不受“單獨二孩”新政影響。常住人口統計口徑與生育政策以戶籍制度為依據之間的不一致性，導致對“單獨二孩”政策受益人群的高估。
第四是隨機婚配假設有誤。在預測中常常假設人類婚配是隨機的，但實際生活中任何婚配都是有條件的，更多是門當戶對式婚配，獨生子女家庭條件相對較好，因而獨生子女之間的婚配可能性更大一些，而獨生子女之間婚配的增加本身就減少了“單獨”夫婦的數量與比例。
第五是生育政策的影響力與約束力逐漸衰微。主要表現在：一是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少生優生成為越來越多的人的自覺行動，生育政策對人們生育行為的約束力大大減弱；二是在“社會撫養費”利益誘使下“放水養魚”現象早已出現，且呈蔓延之勢；三是全國少部分地區私下悄然地調整生育政策。“放水養魚”、“悄悄調整生育政策”以及更為普遍的“超生”使得二孩生育勢能提前得到部分釋放。
“單獨二孩”政策落地結果出乎很多人“預料”而“大冷”，折射出中國以往在生育政策調整問題上的“謹慎有余”而“行動不足”，同時啟示我們中國生育政策調整步伐必須加快。通過對1950年以來中國生育政策演變歷史的考察與未來的展望，中國的計劃生育將經歷四個時期：（1）反復無常期（1950-1972年）；（2）計劃生育期（1973-2013年）；（3）由計劃生育向家庭計劃的過渡期（2014-2019年）。這一時期又包含兩個階段：單獨二孩期（2014-2015年）和普遍二孩期（2016-2019年）；（4）家庭計劃期（2020-）。這一時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自由生育期（2020-2024年）與鼓勵生育期（2025-）。基于現實的可能、決策者與社會可接受程度，生育政策應該走分步調整之路，這種方案可能不是最優的，但一定是決策者所能接受的。生育政策調整的決定權掌握在少數、甚至個別決策者手中，只有決策者能接受的方案才能被實施。昨天還在強調嚴格控制人口的意義，今天就廢除強制性計劃生育，你讓決策者情何以堪？因此，樂觀地看，“單獨二孩”政策在中國也就兩年壽命，從2016年開始普遍二孩政策將施行。
政策反思
同時，“單獨二孩”政策“遇冷”，也誘發我們對某些問題的反思：
首先，人口預測出現的是預測失誤還是系統性偏差？自1980年代后期以來，從聯合國及各大人口研究機構對中國人口趨勢預測中可以發現一個規律，預測數總是大于事后的實際發生數。以聯合國人口預測為例，中國人口數量達到頂峰時的時間以每年一年的速度在不斷前移，由原先的2050年以后，逐步提前至2050年、2045年、2040年、2035年、2030年。現在基本上有把握地說中國人口達到峰值時的時間節點應該在2025年前后。中國人口達到峰頂時的數量以每年1000萬人左右的速度在遞減，由最初的16億以上，逐步減少到16億、15.5億、15億、14.5億、14億。現在基本上有把握地說中國人口達到峰值時的數量不會超過14億人。人口預測數與實際發生數之間出現如此的偏差。這不是能用預測誤差能解釋得了的，也不是方法出了什么問題，而是對中國人口發展、特別是生育率水平及其變動趨勢的認識上出現了系統性認識偏差所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變遷速度之快超乎絕大多數國人之想象，但是很多人對中國人生育問題認識還停留在費孝通等老一輩社會學家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刻板印象之上。對急劇社會變遷給人們思想的沖擊估計不足，對百姓生育觀念根本性改變總是認識不足，甚至總是抱著懷疑的態度。思想認識總是落后于時代的“文化滯后”現象在中國表現得非常突出。
其次，現在絕大多數人認為“單獨二孩”政策出乎預料的“遇冷”，實則是一種必然。郭志剛等對中國婦女生育率的系列研究、鄭真真對江蘇省婦女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跟蹤調查結果等早就揭示出：一是中國婦女生育率已經下降至超低水平；二是“符合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的一孩夫婦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比例極低。“單獨二孩”政策落地后的情形進一步驗證了郭志剛、鄭真真等研究結果的正確性，因而對多數人而言屬于“意料之外”，但在郭志剛、鄭真真等極少數人看來又在“情理之中”。由此可見，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
第三，深陷生育率目標預設下的“低生育率調查”陷阱而不能自拔。“調查→生育率低于預設目標→懷疑→調查”，循環往復。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國家人口計生委就堅持認為中國婦女的生育率一直穩定在1.8的水平上，所有調查得到的生育率與官方認定的1.8比較接近，就給予承認，明顯低于1.8的就給予懷疑與否認。結果是：2006年國家人口計生委調查結果婦女生育率為1.87，國家人口計生委據此認為中國婦女生育率出現強勁反彈，人口形勢異常嚴峻等。后經郭志剛、王廣州等研究證實“生育率強勁反彈”只不過是由于抽樣調查出現嚴重偏差所致，結果是“虛驚一場”。在中國，很多時候生育調查組織者在調查前就預設了一個結果，調查過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調查的結果能否與組織者預設目標相一致，如果一致就認為這一調查是準確的，如果不一致就隨便找個理由加以拒絕。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政府相關部門可能更多不是靠實際調查結果，而是靠預設來決策與指導工作的。政策目的探究
最后，生育政策調整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多生點孩子，生育率能回升一點嗎？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對“單獨二孩”政策落地后的生育率回升如此“擔驚受怕”呢？當然，生育政策調整所要達到的目標不僅僅是生育率的回升。生育政策放松后出現生育堆積是不可避免的，但這絕對不是壞事，而是好事，說明生育政策對人們生育行為還有影響力，中國還有救，如果生育政策放松后對人們的生育行為沒有影響，這說明生育政策已經對人們的生育行為失去影響力，中國人的低生育行為出現固話，超低生育率仍將持續下去。如果這樣，中華民族將在地球上加速消失，中國沒救了。這當然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
中國人口的“大勢”已定與“大勢”已去。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子女比我們更想生孩子，我們更沒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子女的子女比我們還想生孩子。中國出生人口將持續減少，意味著中國已經或將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持續低生育率以及即將來臨的人口負增長，將成為中國人口發展的“新常態”。在此背景下，生育政策放松后出現的出生堆積，應被視作大海在退潮中的回潮，但回潮總比沒有回潮好，雖然不能改變退潮的大局，但是它可以延緩退潮的速度。因此，生育政策放松后出現的出生堆積，使我們想起了日本二戰后出現的補償性生育而形成的團塊人口效應，并為日后日本經濟奇跡的出現奠定了人口基礎。因此，生育政策放松后的出生堆積，對中國而言，非但不是什么壞事，而是好事，為下一輪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奠定了人力資源基礎。再者，中國已今非昔比，目前中國社會經濟支撐能力遠非1960～1980年代可比，中國支撐出生堆積的能力大大增強，但為什么我們總是懷疑中國自身的支撐能力？
老年人代表過去，中年人代表現在，年輕人代表未來。孩子才是祖國的未來。孩子多不一定有未來；孩子少，一定沒有未來。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現在究竟是孩子多了，還是孩子少了，我想應該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