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比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成員、西亞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剛剛結束2015年的首次出訪，即對肯尼亞、蘇丹、喀麥隆、赤道幾內亞和剛果（金）的訪問。大多數評論都強調此次訪問的延續性，特別是延續了自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外長年度首訪地總是非洲的傳統，致力于落實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的對非政策指示。筆者試圖指出，此次出訪有一個需要重點強調的亮點，即中非合作第四個支柱，即和平安全合作正日益完善。

自1956年中國與埃及建交開啟當代中非關系以來，中非關系事實上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

首先是自1956年至上世紀90年代中期，可被稱作是“獨輪”驅動時期，即中非關系的核心動力在于政治關系。經濟、社會關系相對很弱。

自90年代中后期中國正式啟動“走出去”戰略以后，中非關系的第二個支柱，即經濟合作得到快速發展，中非關系進入“雙輪”驅動時期。需要指出的是，中非經濟合作的快速發展并不能掩蓋中非政治關系的穩步發展，事實上正是后者使前者有了保證。但外界卻往往存在一種誤解，即中非關系是以經濟合作為核心展開的。

這種誤解造成了重大的消極后果，特別是那些僅關注經濟利益的行為體的不負責任行為。這一方面導出了當前的“正確義利觀”和“新型義利觀”，另一方面也啟動了中非關系的第三個支柱，即人文交流。大致是在2010年前后，其標志是中非民間論壇、中非合作論壇—婦女論壇等次級論壇的建立。

與此同時，中國在非洲利益的增多也提出了如何保護的問題，中非合作的第四個支柱，即和平安全合作也日益提上議事日程，其標志是2012年第五屆中非合作論壇上胡錦濤主席所提出的“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議”。這樣，大致從2010年前后開始，中非關系進入第三個階段，可稱作“四輪”驅動時期。

需要指出的是，中非關系的“四輪”并不平衡，經濟支柱非常快，政治支柱相當穩，人文支柱相對弱，而和平安全支柱是既弱又慢。這既有和平安全議題的政治敏感性，也有中國傳統外交原則、特別是不干涉內政原則的考慮，還有中國自身能力不足的原因。但縱觀王毅部長此次訪非，最大的看點應該是加速了中非關系第四個支柱的發展和完善。

王毅部長此次訪非的五個國家都面臨嚴峻的安全挑戰。美國《外交事務》雜志預測，2015年全球最有可能爆發的10場戰爭，有5場位于非洲，而除開利比亞之外，其余4場與王毅部長的訪問國家密切相關。

一是南蘇丹，其形勢嚴峻性勿庸贅述，王毅部長在蘇丹訪問期間還專門出席“支持伊加特南蘇丹和平進程專門磋商”，并推動磋商達成解決南蘇丹問題的五點共識。

二是索馬里，索馬里形勢的穩定與否對肯尼亞有重大影響。事實上，2013年內羅畢西門購物中心和2014年底曼德拉地區的恐怖襲擊都是索馬里青年黨所為。

三是剛果（金），其東部地區的沖突與礦產、移民、鄰國政治等盤根錯節，在2013年底M23運動被擊潰后，反盧旺達的解放盧旺達民主力量再次成為最大的安全隱患，南非政府也已準備再次出兵。

四是尼日利亞，特別是受博科圣地嚴重威脅的北部地區，對與之接壤的喀麥隆特別是喀北部地區威脅重大。赤道幾內亞似乎不受博科圣地影響，但幾內亞灣日益猖獗的海盜活動遠非赤幾獨自能承受的。

盡管并未刻意突出、也無官方總結，但仍可通過王毅部長的議程安排、談話內容發現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指導原則。筆者將其總結為“四不”：

一是不區別對待。

西方發達國家往往將非洲劃分為沖突國家、沖突后重建國家或轉型國家、可持續發展國家等，并據此區別對待。中國外交的一項基本原則是所有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因此，中國并不作類似劃分、也不會因此而區別對待。盡管實際的政策舉措會有所差異，但那更是多出于滿足當地真正需求的考慮。

二是不干涉內政。

這也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但如何避免參與和不干涉內政的兩難？一個可行的方法是通過多邊方式和集體方式來參與當地沖突解決，如支持伊加特在南蘇丹問題上的主導地位。

三是不安全化局勢。

就在2013年7月，歐盟的絕大多數內部報告都認為，南蘇丹局勢正持續向好，重陷沖突可能很小。但在12月內戰爆發后，歐盟及其成員國迅速轉向另外一個極端，認為南蘇丹局勢無比惡化。縱觀王毅部長的訪問和中國的傳統做法，即使在安全形勢嚴峻的地方，中國仍強調其中存在著發展的機遇，不單純地從安全視角觀察當地的發展態勢。

四是不中斷發展努力。

與前原則相聯系，中國并不贊同西方的傳統做法，即在對象國安全形勢不佳的情況下就暫停所有發展項目，將主要精力用于危機管理、沖突調解甚至武裝介入等方面。正如王毅部長在剛果（金）所說，“對中國和非洲等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發展是根本、是基礎，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從這個意義上講，實現可持續發展才有助于帶來持久和平。”因此，即使對象國可能發生了沖突甚至內戰，中國也不會中止既有的發展項目，甚至還會應對方要求，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開啟新的發展項目。

可以認為，中國對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四不”原則，正推動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理論框架和實踐指南的持續完善，有助于中非關系第四個支柱的早日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