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殷 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國觀智庫特約研究員

2015的達沃斯論壇因為中國總理時隔五年之后的再次出現而分外引人注意。國內很多學者也因此做出了非常樂觀的解讀，甚至有人已經開始將這次論壇演繹成中國對西方世界的一次拯救之旅。應該來說，這種說法有一定的事實基礎，在歐洲經濟萎靡不振、烏克蘭危機持續發酵、恐怖主義蔓延、全球動蕩加劇的今天，中國的影響力正在得到穩步的上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這種樂觀的看法其實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國與全球政治、經濟已經高度一體，中國與西方雖然存在著緊張關系，但是也有著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而全球社會、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很多問題也是中國所同樣無法回避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不是站在岸邊考慮要不要向其他國家扔救生圈的看客，我們同樣站在這條正在進水的船上，只是也許位置稍高一點。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這個世界正在同時陷入困境，改革是不僅是唯一的出路，而且也必須有賴于全球各國的合作，因為危機來源于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資本主義秩序，要改變它絕非一兩個國家可以承擔。

也正因為此，盡管本屆達沃斯論壇有280余場研討會，議題涉及地緣政治危機、氣候變化、經濟增長和貨幣政策、新能源格局等多個方面，并將重點關注環境和資源緊缺、就業技能和人力資源、性別平等、長期投資、基礎設施和發展、糧食安全和農業、國際貿易和投資、互聯網未來、全球犯罪和反腐、社會融合和金融體系前景等十個方面，但主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全球新格局”。

隨著貧富的分化、地區秩序的動蕩、安全形勢的惡化，全球社會對于西方模式的信念正在動搖，這在2015達沃斯論壇上表現的十分明顯，一方面論壇對于繼續擴大的貧富差距感到沮喪，一方面論壇也對西方代議制民主與社會現實的脫鉤感到擔憂。西方社會正在普遍陷入對于政府缺乏變革能力的擔憂之中。也正因為此，他們對于能夠將穩定與變革結合起來的中國政府，持有了一定的期待。與其說他們是需要中國的援助，倒不如說他們希望能夠從李克強總理有關于“新常態”的演講中獲得啟發。中國對于西方來說，與富庶的阿拉伯金主不同，中國已經不再僅僅是個巨大的市場，它還是一種答案，或者至少說能夠為西方找到答案提供某種借鑒。

2015年的達沃斯論壇釋放出的“尋求新格局”的信號，意味著西方社會正在痛苦地承認一個現實，那就是“舊格局”行不通了。長期以來，西方世界通過以軍事霸權為支撐的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享受著超額的紅利。一天只工作4小時的法國人、一天都在磨洋工的意大利人、幾乎從不工作的希臘人，他們的舒適生活從哪里來的？他們的舒適生活難得符合市場公平的交換原則？在所謂先進生產力、高新技術帶來的紅利背后，其實是不公平的全球經濟秩序與第三世界的無產階級化。然而隨著殖民體系的進一步解體，金磚國家的崛起，西方經濟尤其是歐洲經濟的去中心化，這種不公平的高福利體制已經難以維系，但是已經被福利慣壞了的大量寄生階層又讓國家難以真正進行切實的變革。這就是西方的困局，尤其是歐洲的困局。這也是達沃斯論壇對革新充滿了期待、焦慮與沮喪的原因。只要歐洲人不肯為福利流汗，他們永遠擺脫不了困境。

中國經濟的實質并沒有什么特殊的奧秘，無非就是和平、穩定與勤勞，美國繁榮的秘密也很簡單，無非就是軍事霸權、金融霸權與低廉的移民，而歐洲這兩點都做不到。

然而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西方的困境同樣也構成了對于自己的挑戰，一方面中國的改革開放讓自身與西方經濟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疲軟的西方同樣讓中國的改革面臨更大的壓力。另一方面，西方勢力的衰落會讓全球秩序萌生出更大的不確定性。一個不公平的秩序也好過沒有秩序，在目前并沒有勢力去填補西方留下的空白的時候，既有秩序的瓦解反而可能滋生更加邪惡的力量。

對于中國來說，不公平的全球秩序需要改變，但是全球新格局的建立卻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和平穩定的過程。所以，我們會以負責任的姿態去與西方尋求合作，來避免共同的危險，尋找共同的出路。中國的確可能是西方中心論的終結者，但是這種終結是以合作的方式、自然而然地獲得的，在我們目前也在屋檐下避雨的時候，期待屋檐倒塌或是看著屋檐倒塌而幸災樂禍，也是不明智的。在中國的民間，的確有一些人通常對中國領導人在國際事務中的擔當頗有看法，但是這些人其實并沒有意識到我們的領導人并不是單純的“活雷鋒”、“冤大頭”，我們不僅是在幫人而且也是在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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