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天昊 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研究員、智石經濟研究院副秘書長、中國城市戰略中心執行主任

——《投資時報》發布2014中國省市發展質量排名

APEC峰會期間，一度被詬病的京城霧霾消失一空，到處藍天白云，令人印象深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閉幕會上表示，希望通過努力，將APEC藍保持下去。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在國際性會議上直指中國的環境問題。

過去30多年，中國以年均約10%的速度，保持了高速增長，中國亦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這個國家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尤其是生態環境受到了巨大的破壞。大規模霧霾的連續出現，無疑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嚴重警示。

從近現代以來大國崛起的軌跡來看，一個國家的飛躍期，不可能無限長久。美國從內戰結束后的1880年代到20世紀初期的崛起，持續繁榮期不過二三十年。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當年的崛起，持續也在二三十年年左右。

當下中國已經進入“新常態”，高速發展時代落幕，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經濟發展將處于一個中低速度的“平原期”，要在大國競爭中勝出，必須另辟蹊徑。提高發展質量，成為中國未來國家戰略的重要根基。

在2013年的全球碳排放排名中，中國名列第一，遠遠超過其他國家，而在世界前六名中，“金磚四國”全部入選。未來10年，按照一些預測口徑，不僅中國的經濟總量要超過美國，印度和巴西預計也將超過美國。而在去年，中國的資源消耗已經世界第一，中國的崛起，不僅要與發達國家爭奪生存空間，更要與“金磚國家”爭奪生存空間。如果中國不改變目前的發展模式，則中國超越美國之時，這個世界會是個什么樣子呢？不敢想象。

由此，中國的崛起，乃至中國未來加冕世界之王，急需轉變發展方式，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這不僅是大勢所趨，更是大勢所迫。

從2012年開始，我們聯合相關研究機構研發“中國省市發展質量排名”。2012年秋，習近平在南方考察時提出，中國不僅需要發展速度，更需要關注發展質量，我們的構想，與中國未來發展大勢不謀而合。

今年是我們第三次推出“中國省市發展質量排名”。這一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配合國家戰略，引導中國各地方政府重新考量本地發展標準，改變單純以速度論英雄、以GDP論英雄的發展套路。毫無疑問，未來的地方競爭更多是軟環境的比拼，是發展質量的比拼，而中央政府也需要在制度與考核機制層面上進行深刻改革。

我們的評價體系

在“2014年中國省市發展質量排名”的評價體系中，我們設定了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五大指標，分別為發展速度、民營經濟占比、第三產業占比、內生發展能力（與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成反比）、人均GDP。所有數據，均取自各地已經發布的統計公報、統計年鑒以及其他統計公告等。

具體指標如下：

發展速度。這仍然是一個衡量地方發展效率的重要指標。一個發展效率高的地方，經濟增長自然迅速。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仍然需要保持相對高速的發展，對于各個地方來說，迅速做大經濟總量，是創造社會財富的必然之路。計算方法為：本地的發展速度，除以全國平均發展速度。

內生發展能力。考察一個地方的自我發展能力，以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在增速相同的情況下，很明顯，那些消耗投資少的地方，發展更有質量，更具備自我造血功能。尤其在全國投資瘋狂的情況下，這一指標設立尤其重要。其核心指標，即以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來衡量。計算方法為：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除以本地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也就是說，在本項指標中，內生發展能力，與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比成反比關系。

民營經濟比重。一個地方經濟是否富有活力，民營經濟是非常重要的晴雨表。計算方法為：本地民營經濟占比，除以全國民營經濟占比。

第三產業的比重。衡量一個國家或者城市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也正因為如此，追求較高的第三產業比重，成為很多國家和城市發展戰略的重點。計算方法為：本地三產占比，除以全國三產占比。

人均GDP。最直接的指標。GDP的創造，是靠人海戰術，還是搞高素質的人口，由此一目了然。計算方法為：本地人均GDP，除以全國人均GDP。

自2012年開始，這一排名系統引發了巨大反響，諸多地方決策部門與我們交流，有肯定，也有質疑。質疑之處多集中在一個方面：為什么只有五項指標？這種衡量方式全面嗎？

有數據，無爭議。夠簡單，易明了。我們認為，此排名五項數據，大致可以衡量出一個地方的發展質量。當然，確實另有一些指標亦可反映發展質量，比如單位產出、單位能耗、單位水耗、環境指數等，不過，有些數據地方政府諱莫如深，我們無法取得統一數據，只得作罷。我們的原則是，所有的數據均需公開，如數據不公開，則寧愿暫緩，以待來年。

我們這套評價與排名系統遠非完善，不過，欲求大道， 必先有人開山劈石，再有人修路架橋，開山之責我輩承擔，架橋之功留待后人。

經濟強省市依然是榜樣

我們提倡什么樣的發展模式？中國經濟發展質量的榜樣在哪里？或許這個榜單可以給我們一個答案。

2014年“中國省市發展質量排名”的前十名，分別是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江蘇、浙江、福建、遼寧、山東、內蒙古，90%集中在沿海地區；而在“中國重點城市發展質量排名”中，入選的前十名城市，深圳、廣州、上海、北京、無錫、佛山、蘇州、寧波、杭州、呼和浩特，也絕大部分都是沿海城市。

這絕非巧合。最近幾年，中國東部區域經濟發展增速都在降低，而在我們這個評價體系中，東部仍然獨領風騷，說明速度可以降低，但是一些好的發展模式，仍然需要堅守，不可放棄。

2012年，廣東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為33.8%，浙江為49.4%，在全國所有省份中，唯有廣東和浙江的占比沒有超過50%。能夠堅守正道，在逆勢中保持真實的競爭力，其努力尤其可貴。到了2013年，廣東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為36.8%，而浙江已經突破50%，呈現緩慢上升勢頭，這說明經濟形勢嚴峻，雖然國家文件上說要降低投資，依靠內生發展，但是目前落實并不理想，投資仍然居高不下。

具體到城市，深圳投資占GDP的比重最低，2012年只有17.9%，為國內唯一低于20%的城市，堪稱國內最具經濟造血功能的城市。2013年，這一指標則進一步降低到17.2%，發展質量獨占鰲頭。

廣州在2013年的成績同樣不錯，位居中國城市發展質量排名第二位，高于上海和北京，僅次于同省的深圳。這是對兩年來媒體熱炒廣州跌出“北上廣深”話題的有力回擊。

佛山進入前十名，同樣令人驚訝。一直以來，佛山是中國最有名的制造業基地，其所轄順德、南海均為中國制造業重鎮。在人們的印象中，似乎從事傳統產業的地方固定資產投資率一定很高，佛山反而很低，其中有何奧妙？

我們的研究表明，最大的奧妙是，當其他地方都把資本投向了鐵工基，而佛山的投資，更多偏向工業設備等領域，而后者的投資額比前者小得多，雖然對GDP的撐門面效果遠不及重工業和鋪路架橋來得快，但是真實效率卻高得多。這樣的GDP，是一刀一槍拼出來的，是一針一線縫出來的，是值得真正尊敬的。佛山現象值得中國關注。

同類的城市，還有長三角的無錫。無錫除三產不夠發達之外，在其余幾乎所有的領域，均領先全國，尤其是投資占GDP的比重也很低，與佛山一樣，作為工業城市，這非常難得。同時，無錫的單位產出效率，在國內位列前三。

榜樣并非“投資補課”能趕的

我們在調研時發現，中西部地區的主政者往往有一個普遍的情緒，認為東部已經率先崛起，現在該輪到中西部發展，憑什么我們不能靠投資？此即“投資補課”論。同樣，就國家層面而言，也存在一種“投資補課”論：歐美都已經是發達國家了，我們憑什么不能搞高投資？

席卷全國的“造城運動”，就是這一觀念下的產物。目前，中國很多城市虛妄之火猛烈，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而這種增長，效率是非常低的。

事實上，這里面有一個巨大的認知誤區。東部的發展，并非靠投資，從改革開放至今，廣東以及浙江的綜合投資率，是低于全國水平的，而非高于全國水平，其內生發展能力極度強勁，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實體經濟，依靠制造業企業，不是說它們以前高投資，現在該輪到中西部，而是它們與國內平均水平比，從來就沒有高過。

就國家而言，亦是如此。“金磚四國”之間的投資比較，也許更有說服力。印度、巴西亦保持了10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增長率至少在8%以上，與中國接近，但是，它們的固定資產投資率卻比中國低多了。以2000年至2010年十年為例，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率平均是0.48，印度是0.27，巴西是0.17，俄羅斯是0.25。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率，超過巴西一倍以上。也就是說，中國不僅比歐美高，也比同樣奉行趕超戰略的“金磚四國”高。

日本、韓國等亞洲發達國家，在趕超歐美的時候同樣沒有奉行高投資戰略。韓國在起飛期間，投資率為35%，而當下，日韓的投資率穩定在20%左右。

中國改革開放后三十年的平均投資率超過37%，幾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而自2003年以來，已經超過了40%。2013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達到了創紀錄的78.6%，比重超過50%以上的省市，占全國省市總數的80%以上，投資發展成為國家沖動。

作為后發國家，適度的“投資補課”可以理解，但是絕對不能沒有止境，乃至損害內需，戕害經濟元氣。

第三產業與民營經濟的能量

目前，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在70%左右，發展中國家平均在50%左右。2012年，中國的第三產業占比，大約為44.6%，中國的第三產業比重，確有增長的空間。

2013年，北京的第三產業比重為76.9%，成功轉型為“三二一”的經濟結構。“北京模式”無疑為中國迫切希望轉型的各大城市提供了樣本。

不過，中國仍然屬于后發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定位，以及目前的產業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北京模式”恐難推廣，就國家大勢來說，中國仍需堅持制造業立國，第三產業不可寄望太高。

中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僅表現在各個區域之間，同時也表現在各個經濟圈的城市之間。各個城市都力爭上游，搞平均主義并非上策，保持各自優勢，進行合理分工，最后達到產業協同，才是更優選擇。在杭州灣大橋通車之后，寧波雄心勃勃，宣稱要成為新興服務業基地，寧波將置上海于何地？

北上廣深率先完成第三產業布局，部分中心城市成為區域性服務業中心，多數城市以生產性服務業和工業立市，可能更為合理。全國水平無需追歐美，保持50%左右適中。

武漢的三產比重達到47.7%，雖然沒有達到50%，但是仍然高出全國平均水平。作為中部重要的重工業城市，武漢的產業轉型值得肯定。

除了第三產業，民營經濟的能量不可小覷。廣東和浙江經濟活力冠絕全國，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其強大的民營企業造血功能，越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城市，其真實經濟質量越高。華為、騰訊等崛起于深圳，方太、雅戈爾等崛起于寧波，絕非偶然。

但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傾向是，很多地方對于培育實業、扶持本土企業缺乏耐心，熱衷于央地聯姻，搞大項目，一個央企的投資，動輒數百上千億，效果立竿見影，為眾多省市所追逐，助長了地方投機主義。

在此情況下，那些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地方，其發展更為艱難。當然也正因為如此，其發展的真實效率，亦比一般地方高，而其堅持實業，堅持培育本土企業，堅持中小企業為主的發展戰略，更富有遠見。

最近幾年，隨著民營經濟生存環境的逐步惡化，廣東和浙江的民營經濟占比，均有一定程度下滑，而福建則逐步崛起。

福建能夠入選前十名，其民營經濟的強勁功不可沒。此前，福建在沿海省份中，經濟總量并不大，但是，福建的民富卻比較明顯。福建在中國省級單位中民營經濟占比列前三，此次自貿區落子福建，未來需進一步發揮民營經濟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