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和平崛起，這是一個世界公認的事實，但當今中國的崛起，主要還是體現在ＧＤＰ、制造業、軍事和科技等“硬實力”方面，思想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等層面的“軟實力”則明顯不足。

大國崛起必有大國智庫。所謂大國智庫，主要指與大國實力地位相匹配、能為大國政策外交提供智力支持的一大批優秀智庫組成的強大智庫體系。然而，堪稱世界大國的中國，偏偏還沒有一個大國智庫體系。中國智庫還沒有真正長大，還缺乏大國智庫應有的影響力和精神氣質。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經說，你不需要擔心中國，因為中國只能出口玩具、計算機、電視機，而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內，無法給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F在，已經到了中國建設大國智庫的時候了。

其一，中國社會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和更大進步，越來越有賴于軟實力的發展升級，即思想觀念、文化教育方面的突破，而其中政府決策、政策的科學化、合理化改革更是關鍵因素。而智庫作為國家智力、民族素質的重要標志，正是國家軟實力的核心部分。如果中國能有大量真正獨立的、高質量的智庫產生，那么，中國政府的對內對外決策就能集聚各方面賢能達人的合理論證和聲音，從而提升決策的科學性、有效性和民主化。

其二，崛起中的中國呼喚代表國家軟實力的大國智庫。２００９ 年，時任國家總理的溫家寶提出要“加強儲備性政策的研究”，標志著中國政府開始將大國智庫建設提上議事日程。而智庫作為政府之外唯一專業從事政策研究的機構，肯定是“儲備性政策的研究”中的重要角色。直到２０１３年４ 月，習近平作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指示，再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的決議，中國的智庫建設才真正掀起了高潮。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即是順應中國崛起要求的大國智庫。

智庫是政府之外唯一專業從事政策研究的機構。人大、政協雖然對政策的影響很直接，但代表、委員們并不是全職的，也不是專業的政策研究者。普通社會公民不是專業人士，在自己專業領域外建言獻策也有局限性，提出問題后還需要能有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智庫就有專業能力進行調查研究，并提出更合適的解決方案。所以，智庫尤其是具有獨立性與利益中立性的智庫，對中國民主政治改革、社會公共政策完善的作用不可替代。另外，中國有著西方無法比擬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效率優勢，但如果“集中力量”的決策錯了，損失也會格外巨大且難以彌補。所以，智庫未來在促進政府決策科學化這一領域將會發揮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當然，智庫因為其職能特點，還能為政府發揮“儲備人才”等作用。

中國智庫的發展會與西方有所區別，包括市場方面，因為國情不同。但在目標和意義上會“殊途同歸”，無論中國智庫還是西方智庫，目的都是為了推動政府決策的科學化以及社會公共政策的完善，并且因為其專業性，也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中國目前９５％的智庫是官辦智庫，并且這些中國智庫所代表的“軟實力”與中國綜合國力世界領先的地位不相對稱，也就是說“軟實力”發展大大滯后于“硬實力”。因此，中國政府未來對智庫進行一定的培育，包括出臺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將是必然的，更是必要的。

隨著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型，隨著政府管理體制不斷朝著公開、透明的方向發展，政府與社會公眾溝通不斷深化，智庫對我國社會生活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在從提出新的思想觀點和價值目標，引導公眾輿論和社會走向到為政府決策提供咨詢參謀、影響政府的政策等各個方面，智庫都發揮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同時，智庫把學者的研究成果轉化為政府的政策產品，成為溝通政治和學術的橋梁；智庫及時反映和匯集社會各種意見和需求，起著利益表達等作用；智庫還為某些全球性問題提供了合作交流的平臺。

可以預見，在未來中國的大舞臺上，中國智庫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思想觀點和價值目標的創造者

從事“思想”生產和提供新的政策主張是西方智庫的核心功能。智庫積極探求新的政策思想，這些思想往往帶有前瞻性，在短期內不一定會被應用于決策制定的過程中，但在智庫的倡導下有可能逐漸被決策者所接受，從而成為政策或獲得立法。我記得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位領導者曾貼切地說過智庫對下一屆政府的影響大于對現任政府的影響。

而在中國，智庫的專家學者也大都是研究經濟社會問題的精英人物，他們的思想觀點和研究成果對于社會思潮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智庫通過媒體的新聞報道和時事評論或自己的出版物，通過舉辦研討會和培訓活動、參加重要的決策咨詢會等形式影響公共政策的社會氛圍。同時，智庫用權威性的報告對社會思潮的形成和發展進行引導。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出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提出“中國科技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躍升期”，長城戰略研究所提出“中國制造”、“北京創造”等概念，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提出的被譽為世界三大競爭力理論之一的“城市價值鏈理論”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的提出，直接影響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

（二）重點領域決策咨詢的提供者

與世界各國的多數智庫一樣，中國絕大多數智庫都以承擔政府委托的研究課題作為機構業務重心，為政府決策制定提供咨詢論證；同時，在研究的基礎上圍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等問題提出建議，影響政府的政策。

例如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北京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等智庫直接參與北京總體發展規劃的制定與修改；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等為中國人才領域的健康發展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建議；北京科學研究中心、北京市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等智庫參與北京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論證與制定；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在推動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方面提供了多方位的決策支持。

（三）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言者

智庫的本質特征是獨立性，影響公共政策為其基本目標，因此，一個合格的智庫的研究和建言，應該著眼于社會公眾的基本利益和迫切需求，成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言者。同時，要力排利益博弈的干擾，避免為利益集團和既得利益者代言。

一個政治文明的國度，要求廣大社會公眾參與到政治上來，參與到政府決策上來。尤其是公共政策的決策，更需要傾聽公眾聲音，代表和反映社會公眾的利益。隨著中國政府職能的轉變，中國公共政策的決策盡管仍然在很多時候不能令民眾滿意，但相比以往，情況要好了很多。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決策開始越來越注意接受各類智庫的各種建議。

尤其是在官方聲音受到質疑，一些政府職能部門在面對突發事件、熱點問題處置失當的時候，人們往往更愿意相信獨立性的第三方聲音。這時，就是智庫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最佳機會，尤其是那些完全獨立、具有公信力、影響力的智庫機構。

不可諱言，中國智庫過去在這方面乏善可陳。因此，中國智庫在未來要承擔起大國智庫的責任，就必須具有自覺充當社會公共利益代言人的意識。

（四）政策研究人才的培養者

智庫的核心之一是研究人員，可以說人才是決定智庫生存與發展的最關鍵因素。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可以把智庫看作政策研究人才和決策者的培養機構，網羅社會各階層精英的“俱樂部”，為前政府官員提供容身之地、為新政府輸送人才的“中轉站”。一般來說，中國智庫的人才功能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才培養功能。智庫十分重視研究人員的招募與培養，將“出人才”

與“出成果”列為同等重要的地位。很多單位內部都設有專門的教學機構，承擔培養人才的任務。比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在人才培養方面就做得比較出色。二是人才儲備的功能。智庫為數眾多的研究人員成名后，加入各級政府；許多政府的高級官員離職以后，也到智庫繼續從事研究工作，這就起到了人才儲存的作用。以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為例，通過自身國際化的視野、網絡、平臺，凝聚海內外專家學者、企業家等各界高端人士，吸引匯聚了大量的留學歸國人員。此外，有的智庫還承擔培養國家公務人員的任務，政府會挑選一些工作多年、積累一定經驗的官員參加中短期培訓，讓他們去一些智庫讀書學習、總結經驗。

（五）政府與公眾的溝通橋梁

目前社會公眾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渠道不是非常暢通，因而社會公眾對政策的有關信息掌握程度有限。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許多民眾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對的情況，這往往導致政策的實施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引起社會的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智庫作為獨立研究機構，可以通過報告、電視媒體、網絡媒體等方式向公眾傳播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詳細解讀相關政策，引導公眾正確地理解、接納相關政策并配合實施。

目前很多智庫，如中國社科院、中國科技戰略發展研究院等，很多時候都會及時反映和匯集社會各種意見和需求，增進政府與公眾的互動理解。而零點集團連續多年發布《中國公共服務公眾評價指數調查》、世界與中國研究所出版《中國基層民主發展報告》、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國際人才藍皮書》系列等，客觀地反映當前的社會需求，也引起了決策層的重視和社會公眾的關注。

（六）獨立知識精英學術和政策建議的港灣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知識精英群體一度失去了獨立思考、獨立主張和發揮獨立人格與精神的空間。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由于社會階層的分化和社會體制變革，以及公民社會、法治社會初具雛形，一個不依附于體制、相對獨立的知識精英階層正在逐步形成。但由于中國當前的大學體制、研究體制和學術體制仍然存在很多弊端，行政化主導學術研究，學術獨立的原則很難真正實現，獨立知識精英的學術研究還經常受到很多限制。由于智庫機構是相對獨立的研究機構，因此，智庫的大發展，尤其是那些獨立性有保障的智庫的成長，就可以為這些獨立知識精英提供良好的環境與條件，以便從事獨立的學術研究工作，其思想理念和學術價值，可依托智庫平臺得到傳播和實現。智庫對他們而言，就相當于一個學術的港灣。反過來，他們也正是智庫所需要的研究型人才，是智庫賴以發展繁榮的中堅力量。

因此，智庫的發展對獨立知識精英群體的培育具有特殊意義。中國智庫尤其是獨立型智庫，未來將會為中國帶來真正有價值而又沒有利益關聯的良好的政策建議。

（七）全球合作交流的國際平臺

隨著全球化發展趨勢的加快，國與國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智庫也逐漸成為國內國際有關全球化相關問題研究的交流平臺。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定期舉辦“中國與世界經濟學術研討會”、“中美經濟對話”等高端研討，以研討對話的形式，邀請學界、商界、政界國際知名人士參與，不僅對公眾影響巨大，也深受決策層的肯定。又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每兩年舉辦一次“全球智庫峰會”，邀請各國政要、學人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等國際、國內主要智庫和國際組織代表參加，就全球熱點經濟問題進行討論，在解析和預測全球經濟政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很多單位也都會不定期地針對一些重要的全球性問題舉行國際交流研討會。這些國際交流平臺的建立以及相關活動的開展，進一步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形象，促進了世界城市的建設。

（節選自《大國智庫》王輝耀 苗綠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