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本質上就是一種影響力。在西方發達國家，智庫有著特殊而重要的功能作用，如提供新思想、參與政治決策、引導社會輿論、代言公共利益、開展民間外交、儲存輸送人才，其影響之大，堪稱獨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一個智庫是否具備公信力、創新力、專業力和傳播力，是成為真正有影響力的大國智庫的先決條件。

（一）公信力是前提

智庫的公信力，源于其非營利的本質、獨立的地位和客觀的研究。中國智庫公信力的缺失，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官辦智庫缺乏客觀公正的立場，大部分民營智庫又過度商業化，缺乏高質量研究成果，以及部分智庫研究人員受到現實利益的驅使，發表不負責任的意見甚至是顛倒黑白的觀點，嚴重損害了智庫的公信力。要建設大國智庫，中國首先需要正視和解決公信力的問題。

目前，有學者和部分社會人士認為，一國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中國智庫缺乏公信力。西方國家，例如美國由于實行多黨制，智庫可以同時服務于多個政黨，即使為某一政黨服務，這種服務也是一種市場化的選擇，起源于這一黨派與其他黨派的競爭，智庫必須為政黨提供客觀獨立的建議才有價值，才能為政黨的當選做好鋪墊。單一的政黨制度讓智庫產生依附性和依賴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中國的政治環境不一定是決定智庫缺乏獨立性和公信力的原因。歐洲國家的智庫通常有強烈的黨派傾向，但智庫與政府的關系反而促進了智庫的發展，為智庫提供了發揮影響力的舞臺，同時也更能確保政府出臺的各類政策有利于國計民生。因此，智庫樹立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樹立為公共政策決策服務的正確理念，擁有社會責任感和榮辱觀，認識到獨立性和思想與政策創新往往是智庫是否獲得更廣大民眾的認可、獲得國際認可的通行證。

（二）思想創新是根本

智庫的本質就是思想的創新工場，需要站在思想領域的前沿，既要有緊扣社會熱點的敏銳，又要有符合社會發展趨勢的超前意識，隨時提供新思想、新觀點、新理論、新知識和新方案。因此，創新能力是決定智庫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囿于體制的束縛、思想市場的不發達，以及智庫機制的不健全、運作模式的不規范、創新人才的缺乏等缺陷，中國智庫的創新研究能力整體上來看，還很不盡如人意。

大國智庫的基本定位應該研究戰略性長期性的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眼前的熱點問題的研究。自由的研究精神和對前瞻性議題的把握是制造創新力的前提。發達國家為我們提供了足夠借鑒的經驗。在蘭德公司６０年的發展歷程中，以跨學科的創新精神，為美國軍事和科技發展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貢獻。蘭德崇尚自由的研究精神，鼓勵研究人員跟蹤某一問題長期研究。它的研究議題極具前瞻性，以其通信系統的研究派生出互聯網構想為例，這種想法不僅滿足了自身的研究需要，也改變了美國和世界。

（三）人才是基礎

人才是智庫的第一資源。首先，要具備戰略性的人才儲備。智庫要研究戰略性長期性的問題，則人才的儲備應該是一些關于戰略性人才的儲備。其次，人才多樣化。西方國家人才來源廣，企業、高校和政府的人才都是被吸納的對象，多元文化背景和國際化的人才開放的移民政策是發達國家智庫得以吸引全世界優秀人才的政策保障。最后，人才高流動性。智庫不僅是人才的蓄水池，也承擔人才輸送的功能。西方智庫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為政府和企業輸送人才，所謂“旋轉門”機制。美國每次換屆選舉后內閣官員的變動達４０００ 多人。這些官員不是由議會黨團產生，也極少來自公務員，而是來自精英薈萃的思想庫。在華盛頓，一些非常資深的民主黨員曾在布魯金斯研究中心進行培訓。這個系統不僅在西方存在，在韓國也是如此。韓國有一些發展研究機構或教育機構，將一些學生送到美國讀博士，等這些學生學成歸國后，它們以三倍的薪水將他們吸收進智庫，幾年之后這些人才就會有所成就。這是吸引人才回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可以為政府注入活力，也不會讓一些非常陳舊的觀念在政府當中永遠存在。

（四）傳播力是保障

思想和成果的傳播，是一個智庫賴以生存的重要條件，也是贏得影響力的必經途徑。在新媒體風起云涌的信息時代，智庫要擴大其影響力，已經越來越有賴于媒體傳播網絡。發達國家智庫通常就熱點外交政策問題舉辦大型公開會議，邀請專家進行討論，或者宣布研究成果。除了一些固定的貴賓級的名人和媒介會專門邀請外，社會各界公眾都可以自愿報名參加會議，額滿為止。像這一類大型的公開會議，都可以在各大智庫的網站上看到現場的文字記錄和音頻或者視頻記錄。這種開放性的傳播方式，促進了智庫國際化的影響力。

正是因為這種傳播模式的存在，使得美國智庫被稱為沒有固定學生的大學。布魯金斯學會在２００７ 財政年度舉行的大型公開會議有２００ 多次。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每年舉辦７００ 多次會議，美國企業研究所在２００５ 年舉辦了２００ 多次會議。

總體來說，傳播力的塑造應該善于利用各種新媒體，不但要在主流媒體上經常有自己的新聞與聲音，同時也要充分利用博客、微博、微信、手機報、數字電視等新媒體手段，以構筑自己的立體式傳播平臺。

（五）國際化是必然趨勢

進入全球化時代后，國際化逐步成為當代智庫發展的重要特征和方向。目前世界發達國家的智庫發展已呈現明顯的國際化特征，國際影響力十分巨大。繼貨物貿易和資本的國際化之后，全球化進入第三階段，以資本、人才、技術等的全球性流動為特征，尤其是信息技術革命深刻地影響著全球經濟發展乃至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第三次全球化涉及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的方方面面，各個國家都需要把握住機遇，不被歷史的車輪淘汰，因而研究其形成機理，制定應對措施，就成為各國智庫的重要內容。智庫國際化主要包含五個方面：研究領域的國際化、研究視角的國際化、人才隊伍的國際化、影響力的國際化和傳播方式的開放性。

國際化是全球頂尖智庫的共同特征。在經濟研究領域，比較著名的一流智庫有布魯金斯學會、布魯蓋爾研究所、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亞當·斯密研究所、查塔姆社、卡托研究所、米爾肯研究所等。在當今世界共同關心的熱點問題領域，如全球環境變化、能源發展以及醫療衛生等，智庫也積極發揮了其專業與綜合的能力。

全球智庫在國際化的同時，也很注重本土化。２００６ 年以后，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提出全球性智庫這樣一個概念，在全球不同的地區開始設立分中心。基金會的全球性網絡，并不僅僅是華盛頓地區與各分中心之間的網絡，各個中心之間也在建立聯系。由于分中心承擔研究當地問題的任務，基金會將分中心“本土化”，工作人員、學者均在當地聘用，這些員工擁有熟練的當地語言應用能力。很多當地的學者和專家都是具有實際經驗的實踐者，有一些來自政府，有一些來自商業圈，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首先有實際經驗，因此他們了解實際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重要環節，也因此才能夠在更短的時間推動做出正確的決策。（文章節選于《大國智庫》，作者王輝耀 苗綠 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