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質量有待提高

人大常委會前委員長吳邦國曾說：“我們國家最大的浪費莫過于戰略決策的失誤。世界銀行估計，中國七五到九五期間，投資決策失誤率在３０％左右，資金浪費及經濟損失大約為４０００ 億元～５０００ 億元。”中國智庫的低效，也是中國的決策失誤率達到３０％的重要因素。

中國智庫的低效與中國智庫研究質量偏低有很大的關系，中國智庫的研究水平低主要表現在智庫自身能力建設和研究人員構成兩個方面。

智庫自身能力建設，包括對前瞻性問題的自主長期跟蹤、對專用政策分析工具的開發以及數據積累、對自身發展模式的創新等。首先，中國智庫缺乏對前瞻性問題的長期研究，大多都忙于短期研究項目，能開展長期跟蹤的研究項目非常少。其次，多數智庫缺少數據積累，也沒有開發出自有知識產權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大部分研究還是應用常規方法為主，難以對問題進行深入分析。雖然有一些智庫在借鑒國外模型，對其進行局部調整之后形成了自己的工具模型，但是由于數據與模型對應不上，難以把握數據之間的關系，政策模型的模擬效果還不理想。最后，大多數智庫沒有對自身發展模式進行系統地總結與創新，很多智庫從成立到發展，雖然影響力在增強，但一直沒有形成自己的模式，導致發展規模比較小，抗壓抗風險能力都比較弱。中國智庫自身能力建設的不足制約著智庫研究質量的提高。

中國官辦智庫的研究人員構成中學科結構比較單一，高精尖人才的比例也較低。目前，一方面，中國智庫中的研究人員９ 成以上是社科類出身，學科結構單一導致知識面較窄，難以滿足智庫在某些領域內的研究需要。另一方面，高學歷人才和高精尖的高端人才比例相比西方知名智庫來說，差距甚大，一些專業領域和新領域的人才十分缺乏。智庫研究人才結構的不合理和專業人才的缺乏，嚴重影響著智庫的整體研究質量。

（二）政界與學界微啟的半扇旋轉門

智庫是具有人才平臺的功能，中國智庫當然也不例外，最直接的證明就是一些中國智庫也承擔人才培養的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各院所每年都會面向全國招收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大部分高校下屬的智庫也都兼有教學培養的功能。

當然智庫作為人才平臺的功能主要體現在其旋轉門機制中，中國智庫的旋轉門機制也開始顯示出其作用了。中國智庫的研究人員在成名后，有一部分也會加入各級政府，許多政府的高級官員離職以后，也會到智庫繼續從事研究工作。智庫研究人員轉型進入政府工作最典型的就是朱镕基，他在改革開放初期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室主任，最后成為中國國務院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曾經是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離退休官員進入智庫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的也大有人在。國際關系學界的王義桅曾任職于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通過“旋轉門”來到了政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歐盟使團政治處秘書，退休后再次回到學界，任同濟大學特聘教授和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院執行院長。

這些事例說明中國智庫的“旋轉門”機制已經初具模型，但中國智庫的“旋轉門”機制并不完善，可以說只開了“半扇”，政界和智庫間尚無法實現雙向流通。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到智庫或學界工作的政界人員多為退休官員，目的在于發揮“余熱”，而且即使是在這部分人當中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選擇了走向“旋轉門”，進入智庫。中國退下來的政府高官和政治精英，包括大使、參贊這類國際化人才，大多都進入了各種協會機構。其實他們完全可以像國經中心的理事長曾培炎、國經中心的秘書長魏建國那樣，進入智庫。另一方面，由智庫或學界進入政界的機會比較小，成功案例很少。因此，在中國，政府與智庫的人員雙向流動并不會慣常發生。隨著智庫在中國的發展，這種現象亟待改變。

（三）去行政化與獨立性有待加強

官辦和半官辦的智庫多為政府下屬事業單位，這一身份特點決定了其行政化氛圍濃厚而獨立性較差。一方面，官辦和半官辦智庫在機構設置上與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類似，行政化氛圍明顯，一些官辦或半官辦智庫中的研究人員不需要每天去坐班，研究任務也不重，而且在這里研究成果不是衡量研究人員成績的最高標準，許多行政上的程序、關系人脈成為很重要的因素。這使得研究人員無心本職工作，而在應酬、交際上花費大把的時間。這類研究機構的研究課題主要來自于國家的委派或者研究人員的個人關系，而且選題和課題運作，還要受到領導偏好的影響，很難做到客觀、公正。行政化的運作模式使得智庫的工作效率低下，缺乏創新。

另一方面，官辦和半官辦智庫的經費主要由財政撥付，大部分研究課題為政府指定課題，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策指引性。經濟上的依附以及課題承接過程中的行政化氛圍，使得這類智庫將大量的人力和研究經費集中在對政府政策的解釋和宣傳上，前沿性的研究被忽視，難以進行獨立自主的研究，提出具有創新性的建議。（文章節選于《大國智庫》，作者王輝耀 苗綠 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