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美國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耶魯大學博士
2014年10月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了對中國經濟總量的評估，稱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按照購買力平價（PPP）的計算，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雖然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法有諸多問題，但是，這畢竟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摘取“世界第一”的頭銜。IMF還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GDP總量將比美國大20%。
而在11月北京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民主黨中期選舉慘敗后成為“跛腳鴨”，中國媒體調侃說“中國的強主席遇上美國弱總統”，《環球時報》發布社評，稱“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我們逐漸有能力看懂美國了。那個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躺在了‘功勞簿’上。它懶于改革，慢慢失去了改革的能力，它的自信也漸漸變成幫助它擺脫因競爭力下降所產生焦慮的傲慢。這樣的社會除非遭遇更致命的危機，或者有一天真的被新興市場超越，才有可能‘猛醒’。”
甚至在冷戰結束后宣布民主完勝、《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的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撰寫新書痛陳美國的痼疾，大聲疾呼“強政府”最為重要，美國似乎有太多的民主。
這種“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呼聲彌漫中外，似乎世界正處在大國興衰的轉折點上。然而，在這些新聞標題下進行若干深入分析、精算數據，則會看到復雜得多的景象。
首先，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在2014年第三季度放緩到7.3%，“保八”時代早已過去。政府潛在的債務危機，以及高增長帶來的環境問題，則越來越令人們焦慮。而美國同期的增長達到3.9%，過去六個月經歷了十年來最強勁的增長。另外，最近能源價格的急跌，顯示了世界能源格局的地震。美國正從最大的能源進口國走向油氣出口國。這無疑是其經濟長期發展和能源安全的一顆定心丸。于是，有人不禁會問：中美在增長勢頭上，是否正在掉位？是否在未來幾十年，將出現美國的增長率高于中國的情況？
這也是哈佛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蘭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勞倫斯·薩默斯（Larry Summers）最近的一篇論文引人注目的原因，報告中預計未來10年中國的平均GDP增速可能只有5%。薩默斯不是別人，就是那位哈佛的前校長、克林頓政府時期的財長、奧巴馬的前經濟顧問。普里切特則是他長期的同事和下屬。他們雖然不代表主流意見，但算是重量級學者，其論斷勢必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這篇論文立論的驚人之處是：中國經濟總量，如果按照美元面值計算的話，恐怕永遠追不上美國。因為發達國家生活費用高，其按美元面值計算的GDP的相對價值要大大高于按購買力計算的價值。還是根據IMF的數據，2013年，GDP總量最大的是歐盟，達17.5萬億美元，美國則將近16.8萬億美元，中國不足9.5萬億，比美國小了三分之一還多。
按照這一估算方法，如果中國經濟持續以7%的比率增長，那么到2033年時總量就將到達36萬億左右，輕松超過美國。但是，如果以2%的速度增長，則即使到了2033年也不過剛過15萬億，甚至難以超過美國現有的水平，那時美國經濟的增長率，怕是反超中國。這意味著中國在經濟總量上永遠追不上美國。
普里切特和薩默斯指出，未來難以預測。但是，歷史畢竟能為我們提供一些線索。中國的經濟，三十多年持續著近兩位數的年增長率，這從已有的統計數據上看，已經是史無前例的了。但是，從歷史上看，那些創造了驚人的高增長的國家，往往會馬上跌入低增長的陷阱，比如，日本的高增長一直維持到80年代，到1991年后的二十年，人均GDP幾乎就沒有增長。
中國未來沒有“人口紅利”
大多數崛起國家，經歷了高增長時期后，馬上跌向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長率。這個增長率目前大致就是2%。而且歷史往往展示了“爬得越高，跌得越狠”的趨向，即增長率越高，持續的時間越長，接下來的增長越緩慢。日本現在正在經歷的，就是負增長。普里切特和薩默斯并沒有就此下明確的結論，只是指出：中國未來陷入2%左右的增長率的可能性，從歷史的經驗上看，恐怕更大一些。7%的增長率，則幾乎不可能維持。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2%增長率，是人均GDP的增長率。但是，這已經無關緊要。中國的人口，2013年是13.6億，預計到2030年達到頂峰，也不過是13.9億，幾乎沒有增長。人均GDP的增長率，基本就是GDP總量的增長率。而實際的勞動力數量，已經進入了萎縮期。這就為我們分析中國的經濟奇跡和未來發展提供了另一個面向：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時，人口不足9.6億，到2013年增長到13.6億。人口增長了近30%，整整多出4億人，而且大量是年輕的勞動人口。未來不僅沒有這樣的“人口紅利”，還要為這種“紅利”還本付息、對付養老危機。
反觀美國，如今人口3.1億多，2030年預計超過3.6億，上漲16%以上，而且人口會比中國年輕。其經濟技術成分高，創意旺盛，環境更有持續性發展的潛力，再加上巨大的能源優勢，增長率反超中國，恐怕只是個時間的問題。
中國維持增長勢頭的潛力，恐怕只剩下制度改革這一條路：建立真正的法治社會，清除腐敗，增加政府效率，保護知識產權，刺激創新，全面提高勞動生產力……。但是，這種改革能走多遠，現在還是未知數。這里又引出了另一個分析面向：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發展，無疑得益于“改革紅利”。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由于改革前的制度過于落后，即使是非常粗線條的改革，就會顯示出巨大的效率。特別是在經濟起步的階段，對制度效率的要求并不高。比如，中國過去的發展，長期依靠高投資。高投資帶來巨大的債務，也導致了過度建設。
但是，在百廢待興的時代，再怎么過度建設，所造成的浪費也是短期的，很快就會被高速的增長所消化，增長帶來的利潤，也不愁還不了債務。但是，經濟進入成熟階段后，局面就不一樣：該蓋的房都蓋了，該修的路都修了，人口不再增長，GDP也不會年年騰飛，過度投資、過度建設所帶來的浪費，無法在短期內被消化，債務自然難以及時收回。那些“鬼城”，恐怕長期都不會有人問津。這一系列新問題，未來的改革能否應對？顯然，挑戰是前所未有的。
普里切特和薩默斯的預言是否正確，歷史很快就能檢驗。不過，在當今的時代，這種對中國經濟的低調論，還是應該更多一些。經濟預測不是對未來的競猜游戲，而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行動。如果對未來估計得過于樂觀，就會滋生泡沫心態，就不會對過度投資、過度建設、過大的債務有足夠的警覺。一旦沒有高增長及時消化這些浪費，中國經濟就真會陷入深重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