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2014年10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審議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習近平強調，需要“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智庫”。這是十八大以來中央最高層至少是第五次公開強調智庫建設，也是第一次從“國際影響力”的角度闡述智庫建設的重點性。在本專欄刊發的文章中，筆者曾論及國際傳播與影響力對智庫的重要性，本文擬從國際親歷的角度比較一下中美智庫的差距與差異。
走訪美國智庫街數十次的三大印象
位于華盛頓西北部、距離白宮僅三四公里的麻省大道(Massachusetts Avenue)堪稱是“智庫街”。從杜邦轉盤往南、順著大道的幾百米距離，基本沒有八層以上的建筑，看上去平淡無奇，卻坐落著幾乎所有能夠孕育美國經濟、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傳統基金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等數家有數十、近百年歷史的大智庫。
隨便走進智庫街的某家餐館、咖啡廳都有可能遇到某位著名智庫學者。筆者去過這條街道數十次，偶遇過的人物包括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前駐華大使芮效儉、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蘭普頓、李成等，甚至還有許多歐洲、亞洲的著名學者。可以想像，那些常年在這邊工作的智庫人員，相互之間的見面與接觸是多么高頻率，而高質量的思想火花也很容易在頻繁交往中產生。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出現了主張對華強硬的“藍軍”，最初就起源于常在“智庫街”某酒店聚會的八九個智庫圈人士。相比之下，中國智庫人員的交流多限于正式研討會，遠沒有美國那么頻繁和輕松。
另一點深刻印象是美國智庫與政府的親密關系。有次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拜訪某學者，遇到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茨的演講，雖然當時也去了許多媒體和聽眾，但該智庫與安全研究無關的大多數雇員仍照常工作，沒有因為來了美國第五號人物就忙得不可開交，或戒備森嚴。內部人員說，美國高官來這些大智庫演講不是什么稀罕事，不足以大驚小怪。智庫與政府之間的親密關系可見一斑。相比之下，中國智庫人員要見到政府高層就難得多，難怪有人會如此調侃道，中國智庫研究者像是會“屠龍術”的人，但大多數一輩子都沒有見過“龍”。
還有一點比較直觀的印象是預算與成本。美國智庫人員整體上屬于中高收入的職業，高級研究員、項目主管級別的收入大多都在12萬美元以上，甚至更高。筆者曾在一些智庫學者家中做客，都是數百平米的大別墅，機構內部還為之配備研究助理。美國前十大智庫的年均經費支出均超過3000萬美元。著名智庫蘭德公司2012年預算約2.6億美元，雇員達到1700人，分布在47個國家。中國除了少數幾家智庫(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的年均預算能在10億元左右)以外，規模均相對較小，全職人員多數不超過100人，年均預算一般都只有數百萬至上千萬元人民幣不等。
中國智庫相較于美國智庫的差距
從親歷的角度，就不難發現，中美智庫的差距仍然較大。總結起來，大體有如下幾點：
一是產業規模。美國智庫大約發端于一戰以后。“智庫(think tank)”這個詞組就是起源于一戰中用于大規模使用的“坦克(tank)”，即思想也有像坦克那樣的威力。布魯金斯學會等著名智庫均有近百年的歷史。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美國智庫已達近2000家、年均預算達到數百億美元、從業人員超過十萬的產業規模。相比之下，雖然中國古代早有“門客”“軍師”“師爺”“幕僚”“謀士”等與智庫相似的職業，但現代智庫在中國的發展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1981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成立，兩家目前中國最大智庫的創建才真正標志著中國現代化智庫的出現。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中國社會“下海潮”，有一批體制內的官員和學者毅然走出體制，創辦了依靠市場、專注于政策分析、企業咨詢的民間智庫，當時中國智庫一度達到2500多家。然而，由于蘇東劇變對中國持續產生的意識形態壓力，以及商業運作模式的不成熟，不少民間智庫被注銷或夭折，有的則轉為商業咨詢公司。北京奧運后，政治大環境轉暖，行政體制的改革加快，第二代中國智庫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如成立于2009年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成立于2011年的新華都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等。但橫向比較，中美智庫發展階段大體仍有30-50年的差距，差距的背后是國家與社會發展階段的差異，從這點看，中國智庫從業人員還需要兢兢業業、奮勇向前。
二是運營機制。發端于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智庫的逐漸發展與壯大，伴隨著的是美國民主化的進程、美國社會現代化的歷史變遷以及美國在整個國際社會的崛起進程。尤其是二戰前后，美國抓住歷史機遇，一躍超過諸多強國，成為整個國際體系中的一葉獨秀，智庫在背后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冷戰時，美國智庫的作用同樣明顯。美國智庫的大崛起，伴隨著智庫與政府、與媒體、與社會關系的磨合，以及智庫內部運行機制(包括籌款、人員管理、項目運營等)的完善和思想市場體制的形成。相比之下，中國智庫業確實還處在初級階段，且遠遠落后于國家發展。不少中國智庫還不知道怎樣與決策部門溝通共處，一些中國民間智庫的生存還存在嚴重問題，很多中國智庫的激勵制度還沒有建立，智庫在中國整個社會的運營體系中還處于相對邊緣化的位置。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智庫仍然需要虛心向美國求教運營之道，借鑒相關成功經驗，并將之與中國本土實際結合起來。
三是機構影響。在本專欄的上一篇文章《“伐謀”，智庫必須有的對外功能》中，筆者曾論述過美國智庫是如何做到對外傳播與營造影響力的。換句話說，智庫就像是“思想工廠”，影響力與對外傳播就像是產品的銷售能力。中國智庫目前最缺的，還不只是產品質量，更是產品的營銷。與美國智庫比較，中國智庫的研究能力差距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大，中國智庫最優秀的學者完全有實力與美國最優秀的智庫學者一比高下。兩國真正的差距在于對智庫思想的整體營銷力，包括項目設計、調研、撰寫、評估、報送、傳播、社會文化、政治結構等各個環節。中美智庫差距很像中國電影與好萊塢的差距，不在于單個演員的實力，而在于產業鏈各個環節的不足，進而導致整體產業的落后。
中國智庫的差異化特征明顯
有差距，才有追趕的動力，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可尋，也正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推進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潛力所在，所以，中國“智庫人(think tanker)”不必妄自菲薄。另一方面，中國智庫也有自己的運行特點與社會背景，從單個智庫講，可以毫不謙虛地說，過去二三十年，像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重要智庫為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是美國任何一個智庫無法比擬的。
目前中國智庫面臨著的時代尷尬與發展緊迫感，最重要的背景在于，國家整體上發展得過快，以及形成的強大思想需求。智庫的不足，實際上是中國文化、教育、思想、社會甚至是政治現代化發展相對滯后的折射與體現。因此，智庫要大發展，與整個民族復興大業的各個環節的大發展緊密相關，中國智庫既要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精神，也要戒驕戒躁，防止冒進、躍進之心在智庫行業的出現。
從這個角度再反觀中國智庫業，也能得出另一個結論，即美國政治制度具有特殊性，政黨輪替的特征也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智庫要貼近本國國情發展，同樣需要避免美國智庫的一些陷阱。
第一，中國智庫應避免美國智庫的政治游說。由于美國社會的利益分化嚴重，美國智庫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幫助某些政治利益集團進行政策游說與宣講。很多時候，美國的智庫產業是美式政黨政治的前臺代言人，是一些資本利益集團的名利場。有時，美國智庫甚至為了資本利益不惜綁架國家利益，損害社會利益。
第二，中國智庫應避免美國智庫的極端立場化傾向。不少美國智庫往往都有某種特定的價值立場，比如傳統基金會、企業研究所等都相當保守，是當年美國攻打伊拉克的主要政策源泉，旨在固守所謂的“自由價值”。漸漸地，美國整個智庫業生態變成了各類極化思想的角力場，保守與自由、左翼與右翼之間都有自己的智庫陣地，久而久之，社會被無休止的爭執所分裂。
總之，美國智庫業比較發達，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但也應當認識到，美國政治制度也造就了美國智庫業的特性。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如果想對國家和社會發揮理想的作用，就必須將國際經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在中外傳統智庫模式上有所突破，發展出中國特色創新性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