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殷 國際關系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國家安全與政府法制研究所研究員

近日來《遼寧日報》刊發的《致高校教師的公開信》一文，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應該說，遼寧日報關注高校教師思想動態的用意本無可厚非，但實事求是這篇報道就質量而言卻存在兩個比較明顯的問題。

其一，是這封公開信的事實基礎是存疑的。雖然遼寧日報用了半個月的時間，調查了5座城市20多所高校，近百門專業課，形成了13萬字的筆記，但是平均下來一個學校實際調研用時是相當有限的，一門課也就近千字的筆記?？紤]到遼寧日報調查人員和調查資源的有效，這樣的取樣，可以說是蜻蜓點水，流于形式。社會調查是一門嚴謹的科學，更是新聞從業人員的基礎課，通過這樣的取樣來判斷高校課堂的真實情況實際是既不嚴肅也不專業的。

其二，公開信在不科學不嚴謹的調查之上，得出的有關于“相當數量的社科類高校教師缺乏對國家的理論認同、政治認同、情感認同的結論”是不恰當的。這是因為，有關于“政治認同”的研究，決不能通過旁觀者簡單的、碎片化的筆記來進行，而必須通過科學的問卷與訪談來取樣。新聞調查是系統的、全面的、深入的呈現真實的一個過程，它不能靠著“暗訪者”的個人體驗、個人裁決來進行，更不能僅僅憑著匆匆聽到的幾句話就做出結論。在某些時刻，說了怪話的教師，在另一些時刻同樣會為祖國而驕傲，同樣會認同黨的政策、擁護黨的領導，而一些滿口牢騷的刺頭老師，在大是大非面前更是往往堅定不移地與黨站在一起。如果僅僅因為暗訪者收集到的一些高校教師偶爾說出來的一些不得體、不合適的牢騷、怪話，就得出這些老師在政治上不認同國家的結論，那么這就不是在科學調查，而是在捕風捉影甚至故意整人。

必須指出的是，在《公開信》中，遼寧日報指摘高校教師抹黑中國的說法是非常不妥的。在我們黨的發展歷程中，如何處理與知識分子的關系，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對我們的黨是擁護的，對我們的國家是熱愛的，但是知識分子愛批評、愛議論，說話不中聽，也是我們國家自古以來的傳統。如何區分“抹黑”與“批評”，關鍵還是要看是不是實事求是，是不是出于公心。我們當然要反對不負責任的貶低國家，但是把大多數正常的批評甚至是不同意見，抹黑成“抹黑”，不僅會激化黨與部分本可以爭取、團結的知識分子的矛盾，而且也嚴重影響了我黨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開明形象。事實上，此篇報道一出，很容易給人以“運動”的信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的和諧。一份大報要有大報的擔當更要有大局觀念，不能為了出成績、博眼球、秀姿態，而干小幫忙、大添亂的事情。

當然，盡管遼寧日報對于高校教師課堂言論的調查存在許多問題，但是它反映的“批評過多而建設性意見太少”的問題，的確在個別高校、個別老師身上存在，可如果以此認為這些教師對國家不認同、對黨不支持則多少有些斷章取義。

當代中國高校的一些課堂中牢騷過多的現象，主要原因有兩點：其一，個別教師授課不認真，以空泛的議論時政來打發時間。在現實中，這種現象比較常見。一些老師社會事務繁多、備課不足，在課堂上敷衍了事，水分多、干貨少。雖然社會學科的研究必須緊密結合于社會現實，高校教師不能回避其社會責任，但是這絕不是把專業教學變成今日網絡新聞播報，把嚴肅的中西方制度比較比較變成旅游心得的理由。事實上，由于當代大學生面臨著空前的就業壓力，對于能否學到有用的專業技能保持著高度的關注，因此這種注水式的教學也不會受到學生的歡迎。

其二，是一些高教教師過于情緒化，沒有正確處理生活壓力與學術教育的關系。高校教師尤其是青年教師牢騷過多，在許多時候有其深刻的經濟原因。一方面，能做高校教師的往往都是名校博士甚至海外名校博士，雖然有部分人存在名不副實的問題，但是絕大多數人都是這個社會的精英。但是另一方面，收入微薄、教學科研任務沉重、人事關系復雜、晉升機會渺茫又是今天中國高教教師面臨的普遍窘境。十幾年人中翹楚的驕傲與寒窗苦讀的期盼，被現實生活中上職稱、房子、家庭的重負壓的喘不過氣來，沒有點牢騷和怪話反而是不正常的事情。這不是高校教師的國家認同出了問題，而是高校的激勵機制、薪酬機制出了問題。一方面，固然應該強調老師應該職業地將個人情緒留在教室之外，但另一方面，也應該給予高校教師應有的尊重與回饋。

與西方強調的學術中立不同，無論是我國的歷史傳統還是革命建國后的現實情況，都主張學術與政治保持緊密的聯系與互動。在傳統上，賢人政治要求士大夫“家事國事天下事事關心“，在現實中，后發現代化國家的具體情境要求知識精英階層承擔起更多的領導責任。中國的知識分子面臨著既要批判又要建設的雙重任務，所以高校教師在講堂中以批判者的角色痛心于社會某些不良現實的同時，亦不可忘記自己作為建設者的使命感、責任感與大局意識。與此同時，媒體作為社會現象的批判者、監督者同樣需要大局意識，這個大局就是團結、爭取盡可能多的正能量，而不是炒作話題、制造分歧。

在當代中國，民粹主義、反智主義一直是危害社會秩序、阻礙社會進步的最危險的兩股力量，而這樣一篇既不科學亦不合適的《公開信》，則可能為這兩股力量提供最危險的素材。在繁榮、昌盛、開明、進步的中國，在黨的執政地位高度穩固、廣受稱贊的今天，無論如何不應該把高校教師影射為危險的反社會力量，這既是對高校教師的極大不尊重，也是對黨的事業的極大不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