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7日，《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長篇報道《外國勢力正在收買智庫影響力》(Foreign Powers Buy Influence at Think Tanks)，指名道姓地稱華盛頓一些智庫接收外國政府或外國機構的巨額資金，利用其政策影響力為這些國家游說。報道在美國政壇和學界引起很大反響。布魯金斯學會等知名智庫隨即發表回應，反駁《紐約時報》的報道不實。由于事關各大智庫的聲譽和利益，預計圍繞此話題的論戰還會持續發酵。

在9月13日舉行的“國研智庫論壇2014”上，智庫的獨立性、公正性以及相關的籌融資機制等問題，也成為與會各類智庫代表們熱議的焦點。

客觀中立是成功智庫的文化共性

相較于“獨立性”的表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隆國強更傾向于使用“中立性”一詞。他在演講中說，世界上成功的智庫，在文化上有許多共性，其中，客觀性、中立性是首要的方面。“這應該是智庫的立場，每一個國家優秀的智庫一定是站在全民利益、國家利益上來思考問題。”

隆國強提到了美國智庫的例子和《紐約時報》那篇報道。在他看來，“現在讓智庫為全人類說話，有些情況下可以，大部分情況下還不可以，但至少要圍繞著一個國家的利益。中國的智庫要替外國說話恐怕是不能容忍的，任何一個國家均是如此。”“在美國，好的智庫都拼命標榜自己是非黨派的，（雖然）可以接受各種各樣的捐助、各式各樣的委托，但研究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基于對國家對全民負責的。”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同諸多國際知名智庫聯系頻密，他用光譜來比喻中國智庫的獨立性——光譜的一端是直接隸屬于政府的智庫機構，然后是半官方的智庫，再然后是高校智庫，另一端則是民間智庫，不同智庫在獨立性上的差別比較大。

盧邁通過借鑒國際一流智庫的成功經驗，提出作為智庫機構，既應保持與政府的某些聯系，又應保留相對獨立的地位。“保持聯系是因為你是以公共政策為研究對象和目標；有相應的獨立地位，就是不能光給政府政策作注解，要有你自己的判斷，給政府提出多種政策的選擇”。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毛振華基本贊同盧邁對于智庫與政府關系及智庫獨立性的看法。他說，從國際上的智庫情況看，只有極少數的政府智庫，大多是民間智庫。美國的很多重要決策都來自半官方甚至全民間的智庫，例如蘭德公司對朝鮮戰爭的研判。

毛振華說，各國的民間智庫不僅形式多樣，以研究所、基金會、公益組織、咨詢機構等不同面目出現，其資金來源和獨立性情況也很復雜，有的智庫是中立性的，不受特定利益的制約，自己尋求資金進行獨立研究；也有的智庫公開宣稱代表某個利益階層，例如美國企業研究所，就是為共和黨服務的智庫，代表共和黨背景的資本家立場和利益，“它提出的政策意見市場不需要甄別，它也不會偽裝”。

所以，“資金來源要公開，公開之后就好了，我講明了這個來源，我就是這個立場。拿別人的錢卻又冒充公共立場，那就是有危害的。”毛振華說。

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權衡認為，相對獨立的研究機構是現代智庫的重要特點，也是智庫的核心資源。智庫的獨立性不應受其黨派、政治等背景的影響，體現為思想的獨立、表達的獨立以及與某種利益的脫節。有了獨立性，就會有影響力。

作為民間智庫的代表，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表示，民間智庫最重要的本質就是其獨立性，包括獨立的主體資格、獨立的研究方向、獨立的人才機制、獨立的資金渠道、獨立的管理模式和運作方式。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則從提高政府和社會寬容度的角度，提出了保護智庫獨立性的建議。他說，“智庫的一些觀點、結論可能是大家一時難以接受的，或者跟我們的想法、價值判斷有所不一樣，包括跟政府部門的想法不一樣。這種情況下，要能容忍這些不同的觀點和建議。”如此，才能真正使智庫做出高質量的政策研究，保證智庫的健康發展。

探索合理有效的籌資體系和治理機制

智庫是個資本密集型行業，其建設與發展需要大量資金投入。錢從哪里來、怎么用？如何處理好籌融資與獨立性之間的關系？參加這次論壇的智庫業界各路嘉賓對此暢所欲言。

盧邁表示，智庫必須有穩定、豐富的資金來源，不至于讓研究追著錢跑，哪里有錢就做什么，做得非常零散。在這方面，僅靠政府不行，還是要靠社會，靠企業家中的有識之士來支持。過去，我國智庫有借助國外資金開展研究的情況，現已逐漸減少或停止，這一方面是因為國外機構認為中國發展起來了，對資助中國的資金有所控制，另一方面是中國出于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考慮，對來自國外的這類資助有所提防，“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廣泛開拓國內資金來源”。

毛振華亦認為，解決經費來源對智庫而言很重要，但目前在我國還存在許多“禁區”，拿了誰的錢做研究會帶來很多問題。他建議，從觀念上、法律上進一步革新，解決智庫的獨立性問題。

薛瀾強調了對智庫的有效治理和規制。他說，如果沒有合理的資助體系和有效的治理模式、治理機制，智庫本身就會帶有某種偏向性，或者成為某種資助方的代言人。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公開、透明，比如理事會制度、財務公開機制等，“使人們能看到這個智庫背后的資助方是誰，和它的觀點之間是否有密切的利益關系。如果確實有這種關系，大家就知道它的觀點是有偏差的，它是代言人，那么就會對它的信譽產生疑問，這樣它的作用就會是有限的。”薛瀾認為，應當通過這樣的制度安排，在社會上建立起對智庫的篩選和淘汰機制。

薛瀾還指出了當前智庫資助體系的不足，他以某些官方智庫為例，“很多重要的研究，如果嚴格按照市場機制的角度來講，得到的資助遠遠不夠研究成本。長遠來看，老是依靠這種邊際成本的付費機制，難以使中國智庫健康成長。”

權衡也說，現在我們的大部分智庫是官方背景，通過政府籌措資金，民間智庫的籌資機制不健全，“有的今天開明天關”。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是由上海一位企業家捐助2億元成立的智庫機構，被論壇主持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稱為“在運用民間資金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方面做了有益探索”。該院執行副院長王文在發言中分享了他們“幸福的煩惱”——成立迄今僅一年半，重陽研究院的資金池增加了一倍多。王文向與會的其他智庫代表發出了合作邀請。

參加論壇的企業家代表、北京萬通宜金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韓惠敏表示，愿為我國智庫的成果落地、服務于國家和社會，肩負起企業家的責任。

建設一個健康、有活力的智庫市場

“市場”，是好幾位嘉賓在討論智庫的機制創新時，不約而同提到的詞。

薛瀾說，應該探索如何建立健康的、生機勃勃的政策研究市場。針對同樣的問題，有不同的機構進行研究分析，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和政策建議，讓這些不同的觀點在市場上互相競爭，通過大浪淘沙留下最優的政策建議，就會使決策失誤的可能性大大減小。

北京師范大學新興市場研究院院長胡必亮說，要逐步建立一個智庫市場，改變目前“官方智庫既能從財政拿錢又有榮耀，民間智庫的研究成果賣不了錢”的狀況。

還有多位代表談及現行智庫財務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端。權衡舉例說，不能老是讓“專家們被逼得到處找發票報銷”。“我們的人才評價制度、經費管理體制、組織體制等都需要改革創新，不然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體系很難建立起來”。

韓俊在做本次論壇的總結發言時說，智庫要創新、建立多元化的籌融資機制，要為更多的社會資本、民間資本支持智庫發展創造更寬松的政策環境。

他也提到了財務管理制度的問題，“智庫是用了很多政府的錢，但如果政府完全像管一個行政機構那樣來管智庫的財稅，民間資本進來之后也像管財政的錢那樣管，就會成為一潭死水。這是沒有把智力看成需要得到高回報的勞動來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