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現在的全球秩序與過去有無不同，可能首先要看那些影響全球秩序的基本變量是否發生了變化。在我看來，有兩個基本事實并沒有發生改變：一是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由于世界主要國家都是核大國，因此大國間通過戰爭來解決爭端的可能性降得越來越低。二是各國的相互依存度非常之高，而且越來越高的可能性很大，以至于閉關鎖國的代價巨大。這兩個基礎性變量或基本事實，決定了國家間博弈的主要途徑是通過確立國際規則或秩序來維護和拓展自身利益，同時還必須兼顧他人的利益。

“秩序”實際上就是一套規則。國家之間的“游戲”都是在特定的國際規則下“玩”的。比賽的勝負取決于選手的實力，這話對，但不夠完整。從某種意義上講，比賽勝負也取決于規則。舉個例子：100米賽跑，世界上恐怕沒人跑得比牙買加人博爾特快；但如果修改一下規則，比如跑到50米時必須停下來解兩道數學題，答對后再接著跑，那比賽結果就完全不一樣了。盡管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它表明了這樣一種情形：在很多情況下是規則決定比賽的勝負，或者說，實力如果沒有規則作后盾，其效果至少是要大打折扣的。

規則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絕大多數都具有“非中性”，也就是說，同樣的規則對不同國家意味著不同的事情。這預示著未來全球秩序來自于各國、尤其是各大國或國家集團之間圍繞規則制訂而進行的博弈。誰都想讓最終建立起來的國際規則對自己更有利，因為只要大家都接受對我更為有利的規則，比賽我就贏了，至少我能占據優勢了。由此引出的進一步的問題就是：決定一國在國際規則制訂過程中影響力大小的關鍵因素是什么？我給出的答案是：一國的物質力量，特別是經濟產出總量和貿易總量，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軍事實力。

引發全球秩序變遷的基本變量或事實，在于大國之間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美國和歐盟是當今世界兩個產出最大的經濟體，這為它們主導國際規則制訂提供了物質基礎。在過去30年間，由于經濟增長速度和國家規模上的差異，主要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在經濟規模方面迅速趕超。盡管經濟實力和規則制訂影響力之間存在時滯，但未來世界秩序因新興經濟體迅速壯大而有所調整甚至深刻變化，已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我們接受力量對比變化導致國際秩序變遷這一邏輯，那么討論未來國際秩序問題也就轉換成了大國經濟長期增長問題。

決定大國經濟長期增長績效的因素大致有六個，分別為技術進步、人口數量和質量、資源稟賦、制度、市場規模、地緣貨幣。技術進步除了通常理解的創新外，還包括引進模仿、消化吸收。人口數量多是成為大國的必要條件之一。人口質量主要指人力資本狀況，特別是國民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態度。豐富的資源能源對經濟長期增長是福音，但在現實世界中也是一把雙刃劍，運用得好壞，則主要取決于制度基礎設施狀況，后者主要指對財產權的保護強度和對契約的尊重程度，以及所處的國際制度環境。市場規模的意義在于影響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并進而作用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地緣貨幣指的是一國貨幣在全球流通地域的寬廣度。美元空前規模的國際化使美國成為前一輪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中國在過去1／3世紀的快速增長，總體上可以通過上述六因素得到解釋，同時也被認為是現行國際秩序變遷的主要推動力之一。雖然有各種悲觀和負面的評判，但綜合考慮上述六個因素之后，中國趕超勢頭還將繼續十幾年仍舊是大概率事件。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未來十年中國潛在增長率大致在6.5%左右，美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2%～2.5%，歐盟和日本則更低一些。考慮到前面提到的兩個未變的基本事實，當今全球秩序的主導力量，也就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既得利益集團，在面對力量對比持續改變的現實與未來趨勢面前，可選擇的應對策略恐怕只有一種：創立于己有利的國際規則從而對新興大國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以TPP和TTIP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這種努力，構成再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興大國試圖改變非中性國際制度的進程已經開始。圍繞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與份額改革便是一個典型事例。金磚銀行的建立也帶有與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競爭的色彩。既得利益的改變從來都是艱難的。更高水平的、同時非中性色彩更為濃烈的新國際規則，也迫使新興大國深入思考如何與現行的和未來的全球秩序共存。對新興大國而言，構建一個與西方發達國家平行且競爭的體系絕非恰當的選項，因為一個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是大家都需要的，或許處于目前發展階段的中國更需要它。

處于全球秩序轉型期、同時自身又是引起全球秩序轉型的主要變量之一的中國，在這一進程中的外交策略，大體可以歸納為“包容發展”、“分散壓力”、 “漸進調整”和“適當責任”四個方面。

“包容”一詞原來用在“包容性增長”上，其意義主要是指在一個國家內，要使所有人都享受到經濟增長的益處。用在國際關系上， “包容增長”指一國的發展惠及世界，具體說就是其他各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能夠從中國的發展中分享到福利進步的機會。比如說，我們可以單方面地對周邊一些國家實行貿易零關稅，可先從老撾、尼泊爾、蒙古國開始。

中國經濟政治體量巨大且發展極快，已經對既定國際格局產生沖擊并“威脅”到以美國為首的既得利益國家集團的利益，從而成為后者重點防范的對象，尤其是來自國際規則的現實或潛在約束。為此，我們特別要創建新的國際合作平臺來應對和分散這些壓力。這就意味著要堅定地走國際合作的道路，要更多地強調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

整體看，中國是現行國際規則的接受者。隨著實力增強，中國自然會尋求推動國際規則中性化改革。同時要看到，國際制度變遷是一個長期過程。對非中性國際秩序進行革命性的改變既不現實也無必要。未來十年中國需要和能夠做的，在于利用機遇和聯合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對現有非中性的國際規則進行局部改良，循序漸進，以求集細流而成江河之功效。

對于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多承擔一些國際責任，不僅必要，而且應該。中國承擔國際責任需要依據以下三個原則：其一是責任必須與權利相對應；其二是必須符合國情，從自身能力和需求出發。在相當長時期，中國仍將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要在綜合國力上趕上美國仍任重道遠；其三是要處理好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