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孫子兵法?謀攻篇》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兵法里講到的“伐謀”，正是智庫常被人忽視的功能。20世紀尤其是二戰后美國的崛起，與美國智庫的“伐謀”密切相關。在過去很多時候，中國智庫非但沒能起到“伐謀”作用，反而容易成為他國智庫“伐謀”的對象。當下，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通常是從“咨政”、“啟民”的角度來論述，“伐謀”往往被忽視，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研究缺失。

智庫“伐謀”能力，是大國崛起的標配

20世紀初，美國智庫逐漸壯大。當時的一批智庫如拉塞爾塞奇基金會、胡佛研究所和對外關系委員會開始從一戰后的全球形勢，以及美國如何逐漸抓住機遇走向全球，尋找廣泛和深遠的解決方案與政策建議。他們主要的工作方式，除了一般意義上的政策研究，以及在國內的公眾層面說明美國要走出美洲的重要性之外，更多地是通過國際研討會、論壇等方式，向英國、德國、日本、法國等當時的西方列強說明美國的善意，為美國平緩地、利益均沾式地介入到原有的西方列強勢力范圍而四處游說。一方面，這些美國智庫不斷地從傳統列強的決策層得到各類對美國崛起的內部信息、政策評估與心理狀態，將其形成研究報告，為美國白宮、國務院的決策者提供政策依據；另一方面，又善于把美國的“和平意圖”、“協調國際事務的重要性”告訴傳統列強，減少歐洲列強對美國的猜忌與不滿，緩和美國與傳統列強的關系。

當時的美國智庫不遺余力地告訴歐洲，美國威爾遜主義的外交理念對協調各國利益、消除戰爭的多么有效。這種“伐謀”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在1920年代以后，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迅速取得與“日不落帝國”英國并駕齊驅的地位，作為一戰戰勝國的中國，也成為威爾遜主義的擁躉。當時五四運動時期，不少中國學生甚至還高喊“威爾遜總統萬歲”的口號。

全球外交研究領域最權威獎項Lionel Gelber獎2002年得主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在其代表作《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明確說道：“智庫的推動不止一次走在了國家的前面，并最終促使國家在整個外交政策中起到了作用。”類似這種智庫的作用在二戰后的全球秩序重構、冷戰中以“和平”的方式戰勝蘇聯，都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蘇聯解體為例，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后，采取一系列積極行動緩和與西方的關系，歐美各國智庫看到了這個重要的機會，紛紛將戈爾巴喬夫視為座上賓。戈爾巴喬夫的言論在歐美智庫界相當暢銷，不少西方國家的智庫、民間機構、大學紛紛頒給發戈爾巴喬夫各類形形色色的獎項和榮譽稱號。1990年甚至還授予戈爾巴喬夫“諾貝爾和平獎”的稱號。不少歐美經濟學家也紛紛向戈爾巴喬夫游說“休克療法”對經濟改革的有效性與重要性。很快，在各類思想與觀念的沖擊下，蘇聯采取了冒進、激進的經濟改革，戈爾巴喬夫執政僅六年，蘇聯就分崩離析。

現在人們研究蘇聯解體的原因時，通常把重心放在蘇聯官僚階層的腐敗、冷戰的軍備競賽、蘇聯體制的僵化等問題上。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從“西方智庫引領蘇聯‘自殺’”的角度來分析，或許會出現一番新的研究結論，即智庫“伐謀”，大國崛起的標準配置。

智庫是如何“伐謀”的

拋開咨政、啟民等智庫功能暫且不論，智庫在“伐謀”方面大有可為。鑒于筆者過去一些年曾走訪歐美日等國的數十家智庫的經驗，簡要闡述一下智庫的四大“伐謀”功能：

一是設置全球議程。目前聞名于全球的各類國際論壇，幾乎都是由歐美智庫或擁有智庫功能的、歐美人主導的國際機構運營的。每年年初在瑞士舉行的達沃斯論壇，幾乎能確定未來一年經濟評價的總體脈絡；每年夏季由英國智庫承辦的香格里拉論壇，則基本上主導了亞太地區甚至全球安全評估的總基調；還有每年下半年召開的G20會議、APEC會議，許多議程的設置都有歐美智庫的影子。設置議程的背后，是壟斷國際話語的歐美霸權。要在國際話語上突破歐美霸權，中國智庫必須介入到各類大型的論壇中。

二是影響國際輿論。歐美智庫通常會在各類話題上發布全球評估報告，類似各國民主化程度的評估排名、各國清廉指數、人類發展指數、全球發展水平評估、全球新聞自由度評估、全球人權報告等等數不勝數。這些研究報告均以公允、扎實、客觀的面貌出現，一經發表，就會令國際媒體爭相報道。從中國的角度看，雖然這其中不乏有客觀、優秀的研究成果，但不少仍夾雜著歐美意識形態的色彩，中國在這些報告中的排名通常都比較靠后，以至于國際形象常常受到損害。更重要的是，一些報告往往在經濟上“唱衰中國”，大大干擾了中國國家發展的進程。由此看，中國智庫必須崛起，加入影響國際輿論競爭的行列，方能為國家崛起助力助威。

三是廣交各國朋友。歐美智庫會設置各類圖書獎項、訪問學者計劃、研究項目、國際研討會，邀請各國研究精英參加，通過傾聽各國的聲音，形成本國對外政策的研判依據。這種溝通是不錯的雙軌溝通渠道，相當大程度上減少了國際雙邊、多邊關系之間的誤判，但另一方面，從中國的角度看，由于中國研究界的待遇普遍較低，研究能力的范式與維度沒有發達國家來的豐富，有時候中國學者很容易就受到他國思想影響，甚至被說服。

四是影響他國政策。智庫通過議程設置、輿論宣傳、他國朋友等各類方式的目標，無非就是要影響他國政策。從上文講的蘇聯解體例子可知，智庫外交在許多時候都比民間外交、公共外交、政府外交要更有效。從中國的視角看，歐美智庫的影響力在相當大的程度是存在的，尤其在國企改革、金融改革等議程上的發言權更大。吸納他國智慧，維護國家利益，應當成為中國決策者對待他國智庫建言的首要準則。

中國智庫要致力于“伐謀”能力的提升

筆者在先前的智庫專欄文章中，已經數次提及：國際競爭日益激烈，一流智庫既要從事社會政策研究，還應廣泛介入到全球事務中，如價值傳播、結交國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務，在全球層面研究、設計與推動本國對外戰略，將本國利益鏈條縱深延展至全球各個角落。

美國智庫大多具有強大的戰略傳播能力，服務于國家的戰略目標，對內影響決策與輿論，對外傳播美國價值。中國智庫要屹立于世界之林，也須多通過舉辦高端的國際論壇，發布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報告，搶奪國際話語權，提升本國思想的國際干預力，推動中華文化與思想走向世界。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應開拓國際化的視野，將智庫建設納入到國家外交大戰略的體系中來運作。從智庫的國際交往看，應當轉變“外交無小事”的固有認識，而應營造寬松的政策環境，鼓勵智庫就各個“小事”靈活進行國際交流，建立中國整個外事部門與各級智庫之間的廣泛聯絡、溝通機制。

與此同時，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還可以利用中國先進智庫培訓國外官員等方式，為國家外交大戰略的實施與推廣，廣交國際朋友。建議新型智庫可以加大與歐美著名高校、機構合作，設立歐美分部，在思想領域上廣泛與當地交流，與此同時，主導歐美智庫界對華研究議程，購買當地最上乘、最助于中國發展的思想產品，并向當地推廣本國的理念與思想。

總之，中國正處于經濟持續增長的轉型期與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智庫業大有可為，“伐謀”是智庫發展的一塊洼地。智庫的真正春天才剛開始。“一年之計在于春”，決策者、社會與智庫緊密配合，把握歷史機遇，推進各項智庫機制改革，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尤其在“伐謀”方面一定能成為推動國家崛起的關鍵力量。（歡迎關注人大重陽新浪微博：@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rdcy2013）

《孫子兵法?謀攻篇》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兵法里講到的“伐謀”，正是智庫常被人忽視的功能。20世紀尤其是二戰后美國的崛起，與美國智庫的“伐謀”密切相關。在過去很多時候，中國智庫非但沒能起到“伐謀”作用，反而容易成為他國智庫“伐謀”的對象。當下，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通常是從“咨政”、“啟民”的角度來論述，“伐謀”往往被忽視，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研究缺失。

作者王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刊于《對外傳播》2014年第9期。

《孫子兵法?謀攻篇》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兵法里講到的“伐謀”，正是智庫常被人忽視的功能。20世紀尤其是二戰后美國的崛起，與美國智庫的“伐謀”密切相關。在過去很多時候，中國智庫非但沒能起到“伐謀”作用，反而容易成為他國智庫“伐謀”的對象。當下，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通常是從“咨政”、“啟民”的角度來論述，“伐謀”往往被忽視，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研究缺失。

智庫“伐謀”能力，是大國崛起的標配

20世紀初，美國智庫逐漸壯大。當時的一批智庫如拉塞爾塞奇基金會、胡佛研究所和對外關系委員會開始從一戰后的全球形勢，以及美國如何逐漸抓住機遇走向全球，尋找廣泛和深遠的解決方案與政策建議。他們主要的工作方式，除了一般意義上的政策研究，以及在國內的公眾層面說明美國要走出美洲的重要性之外，更多地是通過國際研討會、論壇等方式，向英國、德國、日本、法國等當時的西方列強說明美國的善意，為美國平緩地、利益均沾式地介入到原有的西方列強勢力范圍而四處游說。一方面，這些美國智庫不斷地從傳統列強的決策層得到各類對美國崛起的內部信息、政策評估與心理狀態，將其形成研究報告，為美國白宮、國務院的決策者提供政策依據；另一方面，又善于把美國的“和平意圖”、“協調國際事務的重要性”告訴傳統列強，減少歐洲列強對美國的猜忌與不滿，緩和美國與傳統列強的關系。

當時的美國智庫不遺余力地告訴歐洲，美國威爾遜主義的外交理念對協調各國利益、消除戰爭的多么有效。這種“伐謀”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在1920年代以后，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迅速取得與“日不落帝國”英國并駕齊驅的地位，作為一戰戰勝國的中國，也成為威爾遜主義的擁躉。當時五四運動時期，不少中國學生甚至還高喊“威爾遜總統萬歲”的口號。

全球外交研究領域最權威獎項Lionel Gelber獎2002年得主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在其代表作《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明確說道：“智庫的推動不止一次走在了國家的前面，并最終促使國家在整個外交政策中起到了作用。”類似這種智庫的作用在二戰后的全球秩序重構、冷戰中以“和平”的方式戰勝蘇聯，都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蘇聯解體為例，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后，采取一系列積極行動緩和與西方的關系，歐美各國智庫看到了這個重要的機會，紛紛將戈爾巴喬夫視為座上賓。戈爾巴喬夫的言論在歐美智庫界相當暢銷，不少西方國家的智庫、民間機構、大學紛紛頒給發戈爾巴喬夫各類形形色色的獎項和榮譽稱號。1990年甚至還授予戈爾巴喬夫“諾貝爾和平獎”的稱號。不少歐美經濟學家也紛紛向戈爾巴喬夫游說“休克療法”對經濟改革的有效性與重要性。很快，在各類思想與觀念的沖擊下，蘇聯采取了冒進、激進的經濟改革，戈爾巴喬夫執政僅六年，蘇聯就分崩離析。

現在人們研究蘇聯解體的原因時，通常把重心放在蘇聯官僚階層的腐敗、冷戰的軍備競賽、蘇聯體制的僵化等問題上。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從“西方智庫引領蘇聯‘自殺’”的角度來分析，或許會出現一番新的研究結論，即智庫“伐謀”，大國崛起的標準配置。

智庫是如何“伐謀”的

拋開咨政、啟民等智庫功能暫且不論，智庫在“伐謀”方面大有可為。鑒于筆者過去一些年曾走訪歐美日等國的數十家智庫的經驗，簡要闡述一下智庫的四大“伐謀”功能：

一是設置全球議程。目前聞名于全球的各類國際論壇，幾乎都是由歐美智庫或擁有智庫功能的、歐美人主導的國際機構運營的。每年年初在瑞士舉行的達沃斯論壇，幾乎能確定未來一年經濟評價的總體脈絡；每年夏季由英國智庫承辦的香格里拉論壇，則基本上主導了亞太地區甚至全球安全評估的總基調；還有每年下半年召開的G20會議、APEC會議，許多議程的設置都有歐美智庫的影子。設置議程的背后，是壟斷國際話語的歐美霸權。要在國際話語上突破歐美霸權，中國智庫必須介入到各類大型的論壇中。

二是影響國際輿論。歐美智庫通常會在各類話題上發布全球評估報告，類似各國民主化程度的評估排名、各國清廉指數、人類發展指數、全球發展水平評估、全球新聞自由度評估、全球人權報告等等數不勝數。這些研究報告均以公允、扎實、客觀的面貌出現，一經發表，就會令國際媒體爭相報道。從中國的角度看，雖然這其中不乏有客觀、優秀的研究成果，但不少仍夾雜著歐美意識形態的色彩，中國在這些報告中的排名通常都比較靠后，以至于國際形象常常受到損害。更重要的是，一些報告往往在經濟上“唱衰中國”，大大干擾了中國國家發展的進程。由此看，中國智庫必須崛起，加入影響國際輿論競爭的行列，方能為國家崛起助力助威。

三是廣交各國朋友。歐美智庫會設置各類圖書獎項、訪問學者計劃、研究項目、國際研討會，邀請各國研究精英參加，通過傾聽各國的聲音，形成本國對外政策的研判依據。這種溝通是不錯的雙軌溝通渠道，相當大程度上減少了國際雙邊、多邊關系之間的誤判，但另一方面，從中國的角度看，由于中國研究界的待遇普遍較低，研究能力的范式與維度沒有發達國家來的豐富，有時候中國學者很容易就受到他國思想影響，甚至被說服。

四是影響他國政策。智庫通過議程設置、輿論宣傳、他國朋友等各類方式的目標，無非就是要影響他國政策。從上文講的蘇聯解體例子可知，智庫外交在許多時候都比民間外交、公共外交、政府外交要更有效。從中國的視角看，歐美智庫的影響力在相當大的程度是存在的，尤其在國企改革、金融改革等議程上的發言權更大。吸納他國智慧，維護國家利益，應當成為中國決策者對待他國智庫建言的首要準則。

中國智庫要致力于“伐謀”能力的提升

筆者在先前的智庫專欄文章中，已經數次提及：國際競爭日益激烈，一流智庫既要從事社會政策研究，還應廣泛介入到全球事務中，如價值傳播、結交國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務，在全球層面研究、設計與推動本國對外戰略，將本國利益鏈條縱深延展至全球各個角落。

美國智庫大多具有強大的戰略傳播能力，服務于國家的戰略目標，對內影響決策與輿論，對外傳播美國價值。中國智庫要屹立于世界之林，也須多通過舉辦高端的國際論壇，發布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報告，搶奪國際話語權，提升本國思想的國際干預力，推動中華文化與思想走向世界。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應開拓國際化的視野，將智庫建設納入到國家外交大戰略的體系中來運作。從智庫的國際交往看，應當轉變“外交無小事”的固有認識，而應營造寬松的政策環境，鼓勵智庫就各個“小事”靈活進行國際交流，建立中國整個外事部門與各級智庫之間的廣泛聯絡、溝通機制。

與此同時，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還可以利用中國先進智庫培訓國外官員等方式，為國家外交大戰略的實施與推廣，廣交國際朋友。建議新型智庫可以加大與歐美著名高校、機構合作，設立歐美分部，在思想領域上廣泛與當地交流，與此同時，主導歐美智庫界對華研究議程，購買當地最上乘、最助于中國發展的思想產品，并向當地推廣本國的理念與思想。

總之，中國正處于經濟持續增長的轉型期與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智庫業大有可為，“伐謀”是智庫發展的一塊洼地。智庫的真正春天才剛開始。“一年之計在于春”，決策者、社會與智庫緊密配合，把握歷史機遇，推進各項智庫機制改革，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尤其在“伐謀”方面一定能成為推動國家崛起的關鍵力量。（歡迎關注人大重陽新浪微博：@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rdcy2013）

《孫子兵法?謀攻篇》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兵法里講到的“伐謀”，正是智庫常被人忽視的功能。20世紀尤其是二戰后美國的崛起，與美國智庫的“伐謀”密切相關。在過去很多時候，中國智庫非但沒能起到“伐謀”作用，反而容易成為他國智庫“伐謀”的對象。當下，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通常是從“咨政”、“啟民”的角度來論述，“伐謀”往往被忽視，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研究缺失。

作者王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刊于《對外傳播》2014年第9期。

《孫子兵法?謀攻篇》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兵法里講到的“伐謀”，正是智庫常被人忽視的功能。20世紀尤其是二戰后美國的崛起，與美國智庫的“伐謀”密切相關。在過去很多時候，中國智庫非但沒能起到“伐謀”作用，反而容易成為他國智庫“伐謀”的對象。當下，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通常是從“咨政”、“啟民”的角度來論述，“伐謀”往往被忽視，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研究缺失。

智庫“伐謀”能力，是大國崛起的標配

20世紀初，美國智庫逐漸壯大。當時的一批智庫如拉塞爾塞奇基金會、胡佛研究所和對外關系委員會開始從一戰后的全球形勢，以及美國如何逐漸抓住機遇走向全球，尋找廣泛和深遠的解決方案與政策建議。他們主要的工作方式，除了一般意義上的政策研究，以及在國內的公眾層面說明美國要走出美洲的重要性之外，更多地是通過國際研討會、論壇等方式，向英國、德國、日本、法國等當時的西方列強說明美國的善意，為美國平緩地、利益均沾式地介入到原有的西方列強勢力范圍而四處游說。一方面，這些美國智庫不斷地從傳統列強的決策層得到各類對美國崛起的內部信息、政策評估與心理狀態，將其形成研究報告，為美國白宮、國務院的決策者提供政策依據；另一方面，又善于把美國的“和平意圖”、“協調國際事務的重要性”告訴傳統列強，減少歐洲列強對美國的猜忌與不滿，緩和美國與傳統列強的關系。

當時的美國智庫不遺余力地告訴歐洲，美國威爾遜主義的外交理念對協調各國利益、消除戰爭的多么有效。這種“伐謀”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在1920年代以后，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迅速取得與“日不落帝國”英國并駕齊驅的地位，作為一戰戰勝國的中國，也成為威爾遜主義的擁躉。當時五四運動時期，不少中國學生甚至還高喊“威爾遜總統萬歲”的口號。

全球外交研究領域最權威獎項Lionel Gelber獎2002年得主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在其代表作《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明確說道：“智庫的推動不止一次走在了國家的前面，并最終促使國家在整個外交政策中起到了作用。”類似這種智庫的作用在二戰后的全球秩序重構、冷戰中以“和平”的方式戰勝蘇聯，都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蘇聯解體為例，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后，采取一系列積極行動緩和與西方的關系，歐美各國智庫看到了這個重要的機會，紛紛將戈爾巴喬夫視為座上賓。戈爾巴喬夫的言論在歐美智庫界相當暢銷，不少西方國家的智庫、民間機構、大學紛紛頒給發戈爾巴喬夫各類形形色色的獎項和榮譽稱號。1990年甚至還授予戈爾巴喬夫“諾貝爾和平獎”的稱號。不少歐美經濟學家也紛紛向戈爾巴喬夫游說“休克療法”對經濟改革的有效性與重要性。很快，在各類思想與觀念的沖擊下，蘇聯采取了冒進、激進的經濟改革，戈爾巴喬夫執政僅六年，蘇聯就分崩離析。

現在人們研究蘇聯解體的原因時，通常把重心放在蘇聯官僚階層的腐敗、冷戰的軍備競賽、蘇聯體制的僵化等問題上。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從“西方智庫引領蘇聯‘自殺’”的角度來分析，或許會出現一番新的研究結論，即智庫“伐謀”，大國崛起的標準配置。

智庫是如何“伐謀”的

拋開咨政、啟民等智庫功能暫且不論，智庫在“伐謀”方面大有可為。鑒于筆者過去一些年曾走訪歐美日等國的數十家智庫的經驗，簡要闡述一下智庫的四大“伐謀”功能：

一是設置全球議程。目前聞名于全球的各類國際論壇，幾乎都是由歐美智庫或擁有智庫功能的、歐美人主導的國際機構運營的。每年年初在瑞士舉行的達沃斯論壇，幾乎能確定未來一年經濟評價的總體脈絡；每年夏季由英國智庫承辦的香格里拉論壇，則基本上主導了亞太地區甚至全球安全評估的總基調；還有每年下半年召開的G20會議、APEC會議，許多議程的設置都有歐美智庫的影子。設置議程的背后，是壟斷國際話語的歐美霸權。要在國際話語上突破歐美霸權，中國智庫必須介入到各類大型的論壇中。

二是影響國際輿論。歐美智庫通常會在各類話題上發布全球評估報告，類似各國民主化程度的評估排名、各國清廉指數、人類發展指數、全球發展水平評估、全球新聞自由度評估、全球人權報告等等數不勝數。這些研究報告均以公允、扎實、客觀的面貌出現，一經發表，就會令國際媒體爭相報道。從中國的角度看，雖然這其中不乏有客觀、優秀的研究成果，但不少仍夾雜著歐美意識形態的色彩，中國在這些報告中的排名通常都比較靠后，以至于國際形象常常受到損害。更重要的是，一些報告往往在經濟上“唱衰中國”，大大干擾了中國國家發展的進程。由此看，中國智庫必須崛起，加入影響國際輿論競爭的行列，方能為國家崛起助力助威。

三是廣交各國朋友。歐美智庫會設置各類圖書獎項、訪問學者計劃、研究項目、國際研討會，邀請各國研究精英參加，通過傾聽各國的聲音，形成本國對外政策的研判依據。這種溝通是不錯的雙軌溝通渠道，相當大程度上減少了國際雙邊、多邊關系之間的誤判，但另一方面，從中國的角度看，由于中國研究界的待遇普遍較低，研究能力的范式與維度沒有發達國家來的豐富，有時候中國學者很容易就受到他國思想影響，甚至被說服。

四是影響他國政策。智庫通過議程設置、輿論宣傳、他國朋友等各類方式的目標，無非就是要影響他國政策。從上文講的蘇聯解體例子可知，智庫外交在許多時候都比民間外交、公共外交、政府外交要更有效。從中國的視角看，歐美智庫的影響力在相當大的程度是存在的，尤其在國企改革、金融改革等議程上的發言權更大。吸納他國智慧，維護國家利益，應當成為中國決策者對待他國智庫建言的首要準則。

中國智庫要致力于“伐謀”能力的提升

筆者在先前的智庫專欄文章中，已經數次提及：國際競爭日益激烈，一流智庫既要從事社會政策研究，還應廣泛介入到全球事務中，如價值傳播、結交國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務，在全球層面研究、設計與推動本國對外戰略，將本國利益鏈條縱深延展至全球各個角落。

美國智庫大多具有強大的戰略傳播能力，服務于國家的戰略目標，對內影響決策與輿論，對外傳播美國價值。中國智庫要屹立于世界之林，也須多通過舉辦高端的國際論壇，發布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報告，搶奪國際話語權，提升本國思想的國際干預力，推動中華文化與思想走向世界。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應開拓國際化的視野，將智庫建設納入到國家外交大戰略的體系中來運作。從智庫的國際交往看，應當轉變“外交無小事”的固有認識，而應營造寬松的政策環境，鼓勵智庫就各個“小事”靈活進行國際交流，建立中國整個外事部門與各級智庫之間的廣泛聯絡、溝通機制。

與此同時，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還可以利用中國先進智庫培訓國外官員等方式，為國家外交大戰略的實施與推廣，廣交國際朋友。建議新型智庫可以加大與歐美著名高校、機構合作，設立歐美分部，在思想領域上廣泛與當地交流，與此同時，主導歐美智庫界對華研究議程，購買當地最上乘、最助于中國發展的思想產品，并向當地推廣本國的理念與思想。

總之，中國正處于經濟持續增長的轉型期與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智庫業大有可為，“伐謀”是智庫發展的一塊洼地。智庫的真正春天才剛開始。“一年之計在于春”，決策者、社會與智庫緊密配合，把握歷史機遇，推進各項智庫機制改革，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尤其在“伐謀”方面一定能成為推動國家崛起的關鍵力量。（歡迎關注人大重陽新浪微博：@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