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建設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目標，將智庫發展視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這是迄今為止中央最高領導專門就智庫建設做出的最為明確、內涵最為豐富的一次重要批示。

今年7月8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身體力行，落實了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的決策部署。習近平指出，廣泛聽取各方面專家學者意識并使之制度化，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國家越來越重視決策咨詢，以“為公共決策者出謀劃策”為核心目標的智庫機構也跟著迎來了春天。雖然對于公眾來說，“智庫”這個詞并不太熟悉，但是在學界，這個詞并非新詞。

作為“國字頭”智庫的領頭羊，也是中國最早的智庫之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被評為中國最有綜合影響力的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認為，無論是改革方案還是重大政策制定的社會利益相關性、復雜性都不亞于以往任何時期，黨中央、國務院對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以及決策正確度的要求越來越高。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大變革的新時代已經發出了呼喚智庫彰顯能量的最強音，歷史賦予智庫的任務更為艱巨、責任更加重大。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院長、兼21世紀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薛瀾也曾發文章表示：當前，中國正面臨發展轉型、深化改革的重要歷史關頭。許多重大的公共政策問題亟待破解，各種利益糾纏的死結需要打開。這些難題是中國智庫發展的歷史機遇。中國的改革發展為一流智庫的建設與發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有利機遇。可以相信，隨著我國政策研究體系和生態環境的不斷完善，中國的智庫一定能夠在改革開放的歷史大潮中劈風斬浪，承擔起促進中國決策科學化與民主化的重任。同時，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發出中國聲音，體現中國軟實力，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一流智庫。

2013年被稱作是中國智庫的“迸發年”，一批新型智庫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說：我國開始進入建設中國特色智庫的新階段。這就是打造一大批“國家急需、國際一流、制度先進、貢獻重大”的中國智庫，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龐大思想市場、巨大智慧財富的新局面。

各大研究機構的領軍人物都紛紛發表探討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的文章，這也預示著中國智庫在一步步邁入黃金時代，中國的“思想市場”將會越來越活躍，越來越健全。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建設還處在上升期、發展期。一些行走在智庫行業前沿的學者對智庫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存在的不足有更直觀的認識。

《全球智庫發展報告2013》作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研究世界智庫著名學者詹姆斯·麥克甘在編寫全球智庫發展報告時發現中國智庫行業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新一屆領導人開始強調中國智庫在國內外的重要性。因此，中國智庫開始引起公眾更廣泛的注意。但是他還認為，對大多數國家的人們來說，中國智庫依然是一個謎。我們很難找到足夠多的關于它們的信息。

成功完成從媒體人向智庫領導者華麗轉身的前環球時報編委、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王文，無疑是近兩年智庫行業最耀眼的新星。成長速度之快已經讓一些傳統智庫無法忽視。他認為，國智庫尚未形成走向國門的全球組織力，對各國情況的了解相當有限，對一些中等強國的了解與跟蹤嚴重稀缺，中國智庫也還缺乏構建全球對話領銜平臺的必要實力。

作為海歸精英的代表人物，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同時還兼任著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員、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等職。從國際視野來看，他認為中國智庫在外交政策決策上的影響，一般僅限于信息溝通和“納諫者”角色，國際知名度和認可度還有待提高。要形成有影響力的智庫，要想真正發揮影響力，不僅僅要從智庫本身發展努力，還要大力發展思想市場。智庫的學者們應有勇氣發表觀點，而不是作為政府的傳聲器，也不是揣測領導的意思而發言。從社會角度來看，應該允許有不同的觀點，鼓勵不同的觀點。只有社會有寬松的自由思想市場，能夠形成并容納多樣化的思想，只有存在多樣化思想根基，才能激發創新思想，才能形成多元化的、更有影響力的智庫，才能讓國家的決策更加科學化。

中改院院長遲福林曾表達過民間智庫的聲音不容易反映到決策層的看法。他認為通過和媒體合作，可以把一些建議呈給相關部委和領導。另外一個方式是舉辦高水平的研討會，也可以擴大民間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從而增加對決策的影響力。

在中國智庫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曾不少專家也提到“資金”對于智庫發展的重要性。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說，在資金渠道上，要讓社會資金進入。中國機構編制管理研究會執行副會長于寧指出，中國智庫不但要最大限度地爭取政府的資金支持，還要與基金會、公司、大學等非官方機構保持密切聯系，溝通研究信息，以更多地獲取各方資金支持。

可見，中國智庫發展在信息整合、國際化水平、觀點多樣性、影響決策能力、資金渠道、媒體傳播等幾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發展完善。

人民日報發表系列文章指出，正視問題才能尋找差距、加速前進。現代化治理體系和公共政策逐步優化的大背景，黨中央的決策都已經對我國智庫的發展提出了嶄新的要求。

其中，信息不對稱需要多做媒體工作。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兼任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董事李成認為，隨著新媒體的發展，人才對智庫的促進作用會變得越來越明顯——只要能夠得到話語權、能夠得到媒體的關注，一個智庫就會應運而生。成功的智庫尤其要重視有效的傳播，要非常清楚傳播的對象是誰，對政府部門的傳播與對學術圈的傳播在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媒體是智庫學者傳播自己觀點、影響公眾討論，間接影響公共政策決策的重要途徑，因此許多智庫學者非常重視同記者建立聯系，通過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全球化》副總編王曉紅也提出：中國智庫應針對經濟社會各領域的重大問題開展研究，提出富有戰略性、前瞻性、導向性、建設性的方略建議，為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提供高質量的智力支持。這就需要建立一個國際國內智庫合作交流的平臺，廣泛整合學術資源。

王文在中國第一家智庫媒體平臺中國網“智庫中國”啟動儀式暨“中國新型智庫建設”交流會上也表示，從國家發展和國家崛起的角度講，智庫與媒體是一對天然的孿生姐妹，媒體和智庫的配合是大國智庫崛起很重要的基礎，二者應該互相協作。

中國智囊團想成為決策者的外腦，仍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隨著國家層面的越來越支持和重視，智庫自身不斷地努力，和媒體廣泛傳播，中國智庫的未來必將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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