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從2008年前后，中國思想界開始興起的新一輪中國發展模式的研究熱。這輪研究熱潛藏著中國話語的崛起，而推動這一重要進程的，主要來源于三類學者或社會知名人物。一是部分外國友人，對中國有一種特殊情懷與客觀理解，對歐美政治有難得的批判精神。他們敢于用另一種眼光看中國，比如我院的外籍高級研究員、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干事卡洛斯；二是長期在國外工作、學習，或者拿到博士學位的，他們對西方有很深了解，吃透西方政治理論，并超越了他們的視角。比如像石之瑜教授等；三是就是經常到海外去，學著用腳底板思考的知名人物，他們不拘泥于學理，而是實踐出真知，比如前外交部部長李肇星、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前中國銀行副行長、我院高級研究員張燕玲等。
總的來看，這批學者重新發現中國發展模式，試圖重新尋找中國制度優勢的根本原因，是他們對各國事務的廣泛見識、通過國際比較對中國發展擁有充分自信之后才形成的。
擁有這種自信與理性比較，經歷了非常艱辛的過程，至少經歷了近兩百年的時間。從1840年開始，中國重復走著“對外開放――引進優勢－一恢復自信――受到挫折――再繼續開放”的進程。1840年后的第一輪開放，引進的是技術，當時說“放眼看世界”，“師夷長技”等更多的都是在科學技術、工業生產要素等方面，后期洋務運動、維新變法時曾短暫恢復了國民自信，甚至還有像義和團那樣自大的，但甲午戰爭的大失敗，把中國打回了原形，引進技術優勢之路最終受到了巨大挫折。中國人重新尋找復興的優勢根源。
第二輪開放是從1911－1919年前后。所謂推翻滿清，建立共和，之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引進的是以民主理論和經典馬克思主義為重心的政治理論。但國民黨政府的敗局、以及后期新中國解放初期的挫折迂回再次證明，無論民主理論，或者是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本本化的推行之路是行不道的，重要的是發揮社會與大眾優勢。
1978年的改革開放，事實上是中國近代以來的第三輪開放，引進的核心是以自由市場主義為中心的經濟理論。這種開放與歐美早期希望中國“市場化推動民主化”的期待發生了吻合與共振。所以，從1980年代“中美關系密月期”，到1990年代美國對華的“接觸”與“兩面下注”政策，一直到2000年后西方支持北京申辦奧運、支持中國入世，以及中國對諸如南斯拉夫炸館事件、南海撞機事件等的忍讓、對美國反恐戰爭的配合，一度中國以為真的“融入世界”了，而西方也一度以為“中國該開始民主化了”。
但2008年前后，一切急轉直下。以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中國變幻》(The China Fantasy)一書為代表的聲音，廣泛質疑“經濟成功的中國能不能變成民主化國家”。當時美國參議院還兩次對此進行了聽證會，結論越來越多地偏向于“不能”。于是中國辦奧運，遭至歐美空前的抵制。當時的中國像是祥林嫂捐了門坎卻仍進不了堂室一樣地再次覺醒了。加之歐美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奧運、世博會的成功，“天時地利人和”大大提升了中國的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和道理自信的幾率。
所以，2008年前后開始的重新發現中國優勢的“思想熱”，可以歸納為三個原因：一是經過百年歷史挫折教育出來的；第二是被西方持續不斷、來自方方面面壓制之后的條件反射出來的；三是一批思想者先驅在真正了解外國優缺點之后總結出來的。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過去三十多年，全面引進了歐美思想與理論的政策，很多時候都顯得問題重重。最典型的是兩種，一是住房市場化政策，雖然推動相當一部分人的財富增長，但越來越成為社會各類弊病與摩擦的重要根源；二是汽車文明。2000年中國社會還在討論“是否建立汽車社會”，短短幾年間，中國成為全球汽車最大的傾銷地，以及中國能源危機、環境惡化、城市病的關鍵癥結。
相反，那些根植于中國本土的政治或經濟政策，卻相當成功。比如說我故鄉浙江義烏，從雞毛換糖一直到現在的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地，成為中國貿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的第一大貿易國的重要折射。還有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直到現在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的所謂各類土地流轉政策，都發揮了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人恐怕要有第四輪“睜眼看世界”，全面比較中國和世界的差距、差異。哪些是真正的差距，需要中國人繼續學習的？哪些是差異，中國人千萬不能學，尤其不能照搬照抄的？
我以為，這一輪的“睜眼看世界”同樣需要大量艱辛的工作，這里必然伴隨著中國對外交流從“逆差”轉為“順差”的艱難過程。最早從逆差轉為順差的，是小商品，是輕工業產品，接著有諸如三一、華為等重工業產品、科技產品的“逆順反轉”。現在慢慢呈現出來的是影視產品、孔子學院等文化產品。最落后、逆差最嚴重的是思想產品。幾乎所有的優秀社科書店里，被翻譯過來的書籍一般都是本土學者書籍的10倍以上。我現在也在學習金融，金融類書籍也差不多呈現了這個趨勢。幸運的是，中國大量優秀的金融思想家已經意識到華爾街那一套不應該全搬到中國來的，所以才會有諸如“金融要服務與實體經濟”等大量與美國金融理論格格不入的思想萌生。
從這個大的背景下講，２０１３年受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之邀，在“重陽論壇”做講座的外交家、企業家、銀行家、學者多少都帶有這樣的歷史使命與知識共性。而重新發現中國，重新發現中國的優勢和不足，這是我們一代、二代甚至更長時間的時代重任。
當然，重新發現中國優勢，除了深入研究中國發展模式以外，還要做兩點：一是大眾傳播，讓社會輿論更加明晰地懂得中國發展模式的優缺點。現在中國大眾輿論一片逆向種族主義之聲，不是說中國人批判自己中國人不好，而是過多了、過濫了、過于自卑了。最典型的，就是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初在上海那個大媽被一個老外撞的事件。剛開始，全國輿論一邊倒地罵那個大媽訛上老外，要是沒有后來的視頻，估計事件百口莫辯了。現在類似的事件層出不窮，中外摩擦，很多人首先譴責的是中國人，一切以價值觀先前，而不問對錯，這種輿論的高度不自信、過度批判的趨勢要扭轉。
二是代際傳承。即我們中國的本土優勢、思想文明的智慧怎么樣一代代傳承下去。年輕人非常重要。有時我發覺，越經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越瞧不上中國人自己，瞧不上父輩，瞧不上那些土辦法，甚至以會幾個“洋腔浜”式的英語或學術語言為傲。不是說學歐美不好，更不是說批判中國不好，我指的是，我們是中國人，卻想當“香蕉人”（黃皮白心）是大可不必的。所以，如何教育、引導與培養中國下一代年輕人自信，更加客觀、理性、平和地看待中國和世界之間的差異與差距，也是重新發現中國優勢的重要內容。
作為我一個“小組長”，我當然需要責無旁貸地去做這項工作，從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作為智庫的角度，不斷地去建設這個處境艱難、但前途遠大的國家。所以，這次我們把２０１３年在“重陽論壇”發言嘉賓的內容做一些整理，希望能夠對所有讀者、以及這個重要的進程有所幫助。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本文為《重新發現中國優勢》卷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