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方的角度看，G20面對的問題到底是什么，我們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因為前段時間在評牛津大學一個教授寫的一篇論文，他的論文不是講G20的，他的論文是講西方和非西方的關系的，用的題目是西方一直在socialization非西方，他說在今天這個時刻，尤其是中國崛起以后，尤其是金磚國家也在推動自己的替代性選擇的時候，他認為西方自身太傲慢了，有點不應該繼續推動socialization這個過程，而應該想辦法accommodation非西方，就是說把長期以來執行的socialization這樣一種西方的策略，轉換成accommodation，就是適應。
所以我們看到康奈爾大學的林登康斯代（音）最近在中國的演講，我海華東政法大學把它翻譯出來了，也都是講這個問題。路克文最近在上海的演講也是在談這個問題，這個就是accommodation和socialization，這兩個字其實就是說socialization不太容易理解，我們這里有學社會學的人可能就知道這個字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認為我們在研究G20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到這樣一個問題，就是G20西方國家的話，可能是會繼續吸納這些新興國家，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進入他們這個體系里面去，西方的自由秩序里去，但這種過程可能會遇到巨大的困難，或者阻力，有可能的話會停頓下來，這是個很大的問題。現在關于中國與西方，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是熱點討論話題。
從非西方，尤其從中國的角度來講，G20到底是什么？向何處去？是什么？為什么？新的世界秩序，從中國或非西方的角度來講，可能這樣一個G20承認了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地位，當然中國人會說，我1945年就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國1960年代就是核武器大國了，我的大國地位怎么到現在才被承認啊？那主要是經濟意義上的，主要是實力，科學技術、教育、軟實力方面的，發展模式和制度方面的。是不是不再一起加入西方自由秩序接受和遵守西方制定的全球規則，這正是我們現在整個社會包括媒體現在討論的熱點問題，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已經到了這么一個階段，不再簡單加入西方自由秩序，不再接受和遵守西方制定的全球規則，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是不是免費搭車，今后我就不愿意接受了，不愿意遵守你的規則，要遵守可以，但必須讓我成為規則制定者。
一些全球的機構，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進行民主化改革。大家看到G20的話，在新興國家看來更多是一個協調機構，是個國際協調和國際合作的機構，是相互治理的機構，我總結了這么幾條。
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世界的重新分化，我這半年在全世界各地走的話，參加各種會議和研討，聽到了西方人的聲音，他們看到這種世界重新的分化。中美關系大家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這個現在沒有解，沒有答案，沒有解決方案，現在盡管我們在推動新型大國關系，但這樣一個成敗，基本上沒有人知道能不能成功，因為奧巴馬就剩下兩年了，下一任美國政府美國行政部門是不是繼續新型大國關系，這個不知道。
像我們看到金磚這些事情，可能是被媒體夸大了，但是這些事情政治和象征性的意義實在太大了，金磚合作，金磚銀行和外匯儲備庫，這些東西被西方渲染很厲害，認為這是世界分化的一個指標。最后大家看到俄羅斯和中國的關系越走越近，最近我看到俄羅斯聯邦遠東大學，在海參崴有一位中青年的非常有名的學者一直在探討這個問題，他的觀點《環球時報》上也有很多刊發，他就說對中國來說，在這個世界必須要有一個大國和中國，必須至少要有一個大國和中國在這個世界體系里活動，但是他說中國長期以來沒有一個大國的伙伴，他說中國最終終于找到了俄羅斯，但由于這兩個國家很不同，他認為主要是因為美國，中俄走到了一起。這個觀點我也特別同意。
有一個固定的術語叫做外交勢頭，momentum，這是非常重要的外交學的術語。我認為G20，從外交上講，勢頭已經喪失了。大家看看這個過程，墨西哥開這個會已經開始了，韓國開會momentum在上升，到法國總統開會的時候momentum還在，到了墨西哥的時候已經下來了，但在俄羅斯去年辦了G20并沒有挽救俄羅斯和西方的關系。澳大利亞現在正在辦，但大家知道澳大利亞和韓國、墨西哥都一樣，都是所謂中等強國，明年是土耳其，他們能不能讓G20的外交勢頭恢復到2008-2011年那樣一個勢頭，這個肯定是不足以力挽狂瀾的。
加拿大辦那個會的時候，就開始強調G7和G8、G20是并列的，分開開會。其實日本也是這個態度，尤其中日關系在最近一兩年不太好的時候，日本是很反對G20取代G7或G8。
中國對外政策現在正在轉型，在轉型中間可以把諸如G20這樣的多邊機構，還不是很成熟的機構進行重點的培育和發展，這個可能要到頂層設計里去，要到外交政策的頂層設計里去。這個可能需要中南海去做決斷，因為道理很簡單，G20代表了一種比較可行的，比較務實的世界秩序，新的世界秩序，它是新的和舊的，它是一種共存，它是一種并存，它其實才是我們今年2014年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60周年，提到的Peaceful Coexistence ，不管Peaceful吧，這里面的關鍵單詞是共存共處，新的和舊的，大家看到G20里有歐洲，加上歐盟就有6個成員國了，還有美國和加拿大，七國集團都在那里邊代表舊的，新的當然是中國了，當然還有巴西，當然還有印度，當然還有南非和印度尼西亞這樣一些國家。新和舊在這里面到底怎么協調，到底怎么相互適應，到底怎么相互治理。
G20是如此的重要，我們對它的重要性可能認識不夠，尤其是從世界秩序的角度去認識這樣一個G20，我覺得中國是要很好的重新做家庭作業。現在有人講的話，要另起爐灶，講一些很激進的觀點，我覺得這些觀點都可以理解，在某種角度上也能成立，但是這個觀點很危險，而且也不現實。
所以，G20下一步如果中國能夠主辦的話，就讓它有一些轉型。轉型要超越金融和經濟，要讓G20成為一個全球治理的全球治理。大家知道全球治理是一個體系很多的東西，環境、軍備控制、氣侯變化，它是一個體系，非國家行為體也很多都介入全球治理里，G20可以作為全球治理的全球治理，而且G20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大國協調。所以，中國重啟G20這個項目的意義特別重大。從政治和國際關系的角度來講，中國應該把這樣一個事情和國際社會解釋清楚，我們希望G20能夠成為中國外交政策里面要推動的這么一個東西。金磚國家很重要，這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但G20是我們要推動的世界秩序的一個基本的東西。（源自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G20熱的冷思考 ”講座）
龐中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訪問學者（客座研究員）。曾任職于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中心國際問題研究所等。最近10年在國內外權威報刊發表的言論文章上百篇，并擔任著名國際學術期刊國際編委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