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經濟學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實踐中提出的重大標識性概念和原創性命題，深刻揭示了高質量發展中文化與經濟交融互動的深層邏輯。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都是在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隨著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增長動力逐漸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創新的主體和源泉都是人。2023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強調，“把‘投資于物’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起來”。“投資于人”既是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又是人文經濟學的核心關切，蘊含著人文經濟學的科學內涵和實踐要求。

1、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投資于人”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現在，各種經濟學理論五花八門，但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人文經濟學充分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的民本思想，強調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旗幟鮮明地回答了“發展為了誰、發展依靠誰”的根本問題。

西方經濟學知識體系遵循的是資本邏輯和資本立場，人文被當作經濟發展的工具價值和文化裝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對“人”的投資是實現資本增殖的手段，把勞動者作為純粹的“人力資本”進行投資。在我國，“投資于人”的邏輯起點是“現實的人”。“人”不再是抽象的概念符號，也不是“蟄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而是處于具體社會關系中、有具體需求的人。中國式現代化始終聚焦于“人”，實現了創造主體和價值主體的內在統一。這就超越了西方經濟學單純逐利的狹隘本性，打破了“見利忘義”“見物忘人”的悖論，使得“投資于人”不僅是一種經濟策略，更是一種人文關懷，具體化為每一個生命個體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投資于人”的價值取向是“以人為本”。傳統投資模式中，投資往往側重于實物或虛擬資產，投資的評價標準集中于回報率、增值率等量化指標。這種投資模式雖然能在短期內推動經濟總量增長，卻容易忽視個體的真實需求和價值實現。“投資于人”的目標導向是“人的發展”。“投資于人”強調把人的發展作為目的本身，始終關注共同富裕與人的全面發展，其深層邏輯在于實現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歷史性統一。例如，自2012年首次實現4%目標以來，我國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例連續十多年超過4%；“十四五”時期，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20年的2.56縮小至2025年的2.31，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人均預期壽命提升至79.25歲。“投資于人”發展范式既是對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生動詮釋，也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解放學說的當代回應。

2、推動經濟與文化共同繁榮的“投資于人”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就提出，“所謂文化經濟是對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的統稱，其實質是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融合發展”。文化和經濟好比人類社會發展的兩個車輪，經濟奠定發展的物質基礎，文化提供發展的價值導向和精神動力。人文經濟學強調既要遵循經濟發展的規律，又要遵循文化發展的規律。當前，人文經濟的繁榮就是文化與經濟相互交融、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生動實踐。

“投資于人”要求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實現經濟與人文的共同繁榮。“投資于人”是相對于“投資于物”而言的，卻并非摒棄“投資于物”。把“投資于物”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起來，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投資于人”把物質豐裕與精神富足、財富增長與文化滋養有機統一起來，努力實現人的本質力量的培育與增長。物質性是我們認識、解釋和改造世界的“第一性”，“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物的投入與積累，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保障，最終是為了實現人的發展。“投資于人”為“投資于物”錨定新的目標和方向，為資本設置“紅綠燈”，引領投資方向的調整和投資結構的優化，防止資本的野蠻生長和無序擴張。以更大力度投資于人、服務于民意味著：在物質需要方面，保持固定資產投資等物質基礎投入的總量和增速維持在一定水平，精準把握投資領域和方向，進一步推動消費升級與產業轉型，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為牽引，推動“物”的投入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產業集中，形成支撐創新發展的堅實基礎，以高質量供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精神需要方面，加大在教育、科技和文化等領域的投入力度，著力構建覆蓋城鄉、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持續豐富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滿足其在求知、審美和創造等方面的高階需要，提升其文化素養和創新能力，促進經濟與文化交融共生、共同繁榮。

3、以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展的“投資于人”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動高質量發展，文化是重要支點”，“應對共同挑戰、邁向美好未來，既需要經濟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在人文經濟學視域下，一國或一地之經濟的發展，一定是因為存在有利于其經濟發展的人文環境，有獨特的人文基因為社會個體提供精神滋養。

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人的全面發展離不開文化塑造，脫離文化維度的投入僅能提升技術和技能，卻無法激發內生動力與價值自覺。投資于文化是“投資于人”的深層路徑，通過文化的融入，超越傳統經濟增長的物質導向，將人文關懷和文化要素深度融入經濟力量之中，形成文化軟實力。一是文化賦予經濟發展深厚的人文價值。傳統經濟學通常更關注GDP數字，人文經濟學則強調穿透數據而“見人”，把人的精神富有和全面發展作為根本目標，避免把人當成冰冷的資源要素。文化作為一種深層的精神力量，為經濟發展提供精神內核，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共識，通過人的創造性實踐活動，讓經濟活動有道義支撐，為經濟發展提供價值導向和持續動能。二是文化賦予經濟發展更高的組織效能。經濟發展需要堅實而廣泛的動力支持，其中，文化的支撐作用具有特殊的意義。文化影響著人類的社會意識、市場行為、創新模式等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要素，進而影響經濟發展的實際成效。崇尚誠信、以義取利、契約精神、尊重產權、合作共贏等價值理念既能對經濟過程本身產生秩序規范作用，又能以倫理道德等共識性準則穩定市場預期、降低交易成本、加強產權保護、保障經濟效能。三是文化賦予經濟發展更強的競爭力。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先進文化與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一旦結合，勞動力素質會極大提高，勞動對象的廣度和深度得以拓展，人類改造自然、取得財富的能力與數量會呈幾何級數增長。同時，文化的繁榮可以豐富經濟發展的縱深，為經濟發展注入“人文韌性”。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文化數字化與數字文化化深入推進，引發我國文化生產領域的巨大變革，推動經濟發展水平的整體躍升。

4、致力于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投資于人”

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文經濟學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既有內在契合性，又在理論邏輯和實踐路徑上相互支撐，共同指向人的價值、需求和發展，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中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人文經濟學視域下的“投資于人”既注重人力資本的“硬實力”投入，又注重人文環境的“軟實力”建設，致力于實現“人”的現代化。因此，“投資于人”的系列舉措充分關注人的多向度需求，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投資于人”為實現共同富裕注入強勁動力。如，聚焦全學段、全周期精準施策，以教育公平筑牢共同富裕根基；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推動社保服務向基層延伸，織密共同富裕安全網；完善貼合民生實際需求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體系，夯實共同富裕支撐點。“投資于人”為豐富人民精神世界提供滋養。通過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打破獲取精神文化產品的結構性壁壘；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拓展人民群眾精神生活空間，為價值塑造、審美培育和公民意識養成提供現實條件。此外，“投資于人”致力于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不僅注重提升人才的專業素養、綜合素質，更注重激發其創新精神、批判思維、合作意識與社會責任感。這一既重視綜合能力培養又重視精神世界建設的雙重發展邏輯，使人在參與經濟社會活動的過程中，擁有理解世界、關懷他人的價值自覺和追求真善美的高質量精神世界。“投資于人”為完善社會治理模式提供創新路徑。“投資于人”強調健全社會工作體制機制和社會治理政策法律法規體系，突出抓好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不斷增強黨在新興領域的號召力凝聚力影響力；強調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通過全覆蓋兜底保障、全生命周期關愛服務、全方位權益保障，統籌風險防控、資源配置與治理協同，健全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安全規范、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持續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通過“兜底”與“托舉”并重的制度設計，既激發個體創造活力，又筑牢風險防線，有效實現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推動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作者：張曉婧、劉建軍，分別系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安徽財經大學文學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