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鉤沉】

疾病防治向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衛生工作的重要內容。1949年4月，四野主力準備從華北南下時，朱德就特別提醒：“我軍絕大部分是北方人，要去南方作戰，不大適應南方的生活習慣，而且容易患瘧疾、中暑、腳氣、疥瘡等疾病。”（《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696頁）對于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軍隊來說，瘧疾并不是一種新的疾病，而隨著時代的發展，部隊防治瘧疾的技術手段，相較于土地革命戰爭和全民族抗戰時期發生了較大變化，成為人民軍隊醫學技術初步完成近代化轉型的重要一環。

一

中央蘇區時期，瘧疾是部隊主要流行的4種疾病之一。全民族抗戰時期，晉察冀軍區部隊瘧疾病例占傷病總數的25%，位居所有病類之首（《晉察冀軍區抗戰時期后勤工作史料選編》，軍事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76頁）。抗戰勝利初期，瘧疾在新四軍和八路軍中發病率還比較高。1947年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后，“九月份減員很大，病號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以瘧疾最劇”（《鄧小平年譜》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47頁）。1949年渡江戰役時，瘧疾發病率普遍較高，1949年夏秋也成為解放戰爭時期乃至革命戰爭年代人民軍隊瘧疾發病人數的高峰。

土地革命戰爭和全民族抗戰時期，人民軍隊同瘧疾作了多年斗爭，探索出一些預防辦法。1934年1月，瑞金中央內務部衛生管理局、軍委總衛生部提出的預防辦法，包括開通溝渠、撒石灰、養魚鴨咬掉蚊子幼蟲、煙熏、使用蚊帳、用夾布單子被蓋全身、服用藥物等（《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人民軍醫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頁）。全民族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縱隊針對瘧疾也制定了一系列預防措施，包括隔離和集中治療病人、清除蚊子滋生地、大力防蚊滅蚊、服用藥物等（《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第1卷，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年版）。

在早期治療工作中，中西醫并重是基本方法。中央蘇區時期，紅三軍團治療瘧疾病人首用奎寧。1933年，軍委總衛生部部長賀誠還要求紅軍中一部分醫生摒棄西藥萬能、中藥完全無用的思想，積極采用中藥治療瘧疾等病（《中央蘇區衛生工作史料匯編》，解放軍出版社2017年版，第295頁）。全民族抗戰時期，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根據地八路軍對瘧疾病人多用中藥治療，或用針刺療法，只有少數病人內服奎寧丸或打奎寧針。新四軍治療瘧疾病人主要用奎寧，缺少奎寧時也用針刺和中草藥（《新四軍衛生工作史》，人民軍醫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頁）。

二

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軍隊在預防瘧疾工作中充分借鑒此前經驗。1946年晉冀魯豫野戰軍三縱的預防辦法，是“將部隊駐地周圍之荒草鏟除，水溝疏通，夜晚發動各班熏蚊子，睡覺時使用好蚊帳；發現瘧疾病人實行隔離治療”（《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頁）。1949年四野后勤衛生部提出的預防辦法，一是弄干凈住院內水坑、天井里的水和周圍的草，以減少和防止蚊子發生，二是白天室內通風，晚上關起門窗、盡量不要點燈，并利用蚊帳、夾被、紗布、皮包、蘆艾、蚊香等防蚊驅蚊。

這一時期人民軍隊預防瘧疾的具體措施出現了一些顯著變化。一是對“滴滴涕”等殺蟲劑的初步運用。滴滴涕最早于1874年由奧地利藥物學家奧特馬·蔡德勒合成，二戰期間作為殺蟲劑，在瘧疾預防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中國，由于進口價格昂貴和國內仿制數量不足，抗戰勝利后滴滴涕并未得到大規模應用（路彩霞、裴遠：《抗戰勝利后DDT在中國的應用》，《社會科學動態》2023年第10期）。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軍隊開始提倡和使用滴滴涕。1946年6月20日，《晉察冀日報》專門刊文介紹滴滴涕。1949年5月，二野衛生部預防瘧疾的辦法就包括了噴灑滴滴涕。渡江以后，二野軍政大學在房舍、廁所等處普遍噴射滴滴涕，各軍、師也用滴滴涕消毒衣服、被子等（《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4冊，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659頁）。但是，由于解放區長期不能自制該藥，繳獲和接收數量有限，滴滴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供不應求。

二是蚊帳和紗布的逐漸普及。盡管土地革命戰爭和全民族抗戰時期，部隊已經提出使用蚊帳防蚊，但直到1945年，晉冀豫軍區除特重傷病員夏天由醫院用紗布做臨時蚊帳外，大部分指戰員并不發給蚊帳（《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抗日戰爭時期》第5冊，第288~289頁）。1947年12月，中原軍區計劃排以上干部每人發小蚊帳1頂，戰士每人發紗布12平方尺（《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4冊，第203頁），但因供應條件不充分，這一設想很可能沒有落地。次年12月籌劃解放江南之際，全軍后勤會議擬規定，在長江沿岸和長江以南活動的野戰軍和地方軍，以及后方機關營級以上干部，可按年限發給蚊帳或紗布。1949年2月，軍委后勤部又對蚊帳供給制度作了修訂。

盡管經歷了一番周折，但1949年進入南方作戰的二野、三野、四野，以及十八、十九兵團等北方部隊，基本完成了下發蚊帳和紗布工作。2月，三野就決定發給連以上每人1頂蚊帳，戰士每人12方尺紗布（劉瑞龍：《我的日記——淮海、渡江戰役支前部分》，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頁）。同年夏，四野決定將12方尺紗布改為蚊帳，組織人員在8月份趕制完成，陸續分發部隊（《后勤工作·回憶史料（1）》，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379頁）。5月，十八、十九兵團西進時，華北局也決定“補充營級以上干部及重傷員（蚊帳），現按每個兵團發二千頂準備，其余均發紗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7冊，第895頁）。

三是藥物預防的廣泛實行。抗戰勝利后，部隊供應條件改善，1946年夏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對瘧疾就以服藥預防為主（《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216頁）。特別是解放戰爭后期，人民軍隊通過繳獲、接收、購買等方式獲得了大量抗瘧藥品。1949年渡江作戰的二野、三野、四野，紛紛服用阿的平（也稱瘧滌平）或奎寧預防瘧疾。8月前后，四兵團十四軍將155萬片阿的平、20萬片硫酸奎寧發至各連衛生員，服藥者占全軍85%（《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第469頁）。三野進入疫區的部隊，每人每天口服阿的平0.1克，連服2日后間隔5日，連續兩個月，全量為1.5克（《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第1卷，第225頁）。四野得到大批抗瘧藥后，“發給繼續南進各軍（三十八萬四千人）預防量”（《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6冊，第374頁）。此外，華北部隊進入瘧疾流行區或發現大批瘧疾患者時，也普遍服用奎寧，連服10~15天（《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第1卷，第260頁）。

三

同預防工作一樣，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軍隊瘧疾治療工作，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轉向。由于購買特效藥渠道更加通暢，部隊治療瘧疾的方法逐漸轉向以現代醫學為主。1946年4月，晉冀魯豫軍區衛生部稱，“今天我們買進來的奎寧相當多”，治療瘧疾應改為“普遍主用奎寧”（《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第422頁）。1949年5月二野衛生部推薦治療瘧疾的辦法，包括瘧滌平治療、奎寧治療、撲瘧母星治療和西藥注射療法。同年6月，華北軍區衛生部也推薦采用阿的平、奎寧等特效藥治療瘧疾（《常見疾病手冊》，華北軍區衛生部1949年版，第67頁）。

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軍隊也注重以現代醫學手段治療瘧疾。1946年11月，隨軍記者沈如峰在山東野戰軍第二野戰醫院治療瘧疾時，多次服用奎寧丸（沈如峰：《我的解放戰爭：一個三野記者的戰地日記》，中央編譯出版社2024年版，第160頁、第164頁）。1949年，四野治療瘧疾首推奎寧和阿的平。當這兩種藥物不足時，他們還致電軍委請求解決（《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6冊，第154頁）。這一時期，人民軍隊中還出現了多種抗瘧新藥。1949年12月，四兵團推薦使用氯喹和白樂君（《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第462頁）。還有一些藥物雖不是新藥，也不是專門的抗瘧藥，但有時也用于治療瘧疾，比如六〇六、硫酸鎂等。

同時，人民軍隊也沒有拋棄本土特色，堅持繼承和發揚了中醫療法。一方面是利用中藥。1946年7月至1949年6月，冀魯豫軍區利用中藥自制抗瘧藥，“比外來品效力還大”（《〈烽火硝煙中的白衣戰士〉續集（一）》，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頁）。人民軍隊使用過羊糞、大蒜、常山、柴胡、白砒等治療瘧疾。另一方面是利用針灸。這一時期，劉鄧大軍大力推廣和利用針灸療法治療瘧疾。1948年3月，晉冀魯豫野戰軍在河南葉縣休整，因藥品緊缺，衛生部副部長魯之俊號召各縱學習用針灸治病。當年，三、四、六縱大規模用針灸治療瘧疾病人，治愈率分別為73.61%、85.78%、90.4%，收到良好效果（《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第661頁、第882~888頁）。

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軍隊在借鑒此前經驗的基礎上，吸收并利用了二戰后世界醫藥發展新成就，做到了中西結合、與時俱進，不僅有力保障了廣大指戰員的身心健康，也為新中國人民軍隊疾病防治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作者：鐘芳華，系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